夏佑至

历史学家和科学家的职责都是求真。这个真，不是指绝对真理，而是指真实、真相。有人说，钱学森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道歉意味着回顾一生的时候，不回避、隐瞒乃至推脱自己的错误，意味着承担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其实，向别人道歉同时也解脱了自己。可惜，这个道歉，唐德刚没有听见，我们都没有听见。

国家是由一个个国民组成的，因为千千万万个国民悄无声息地死去，国家也死去了一部分，他们的死亡一天得不到承认，收获不到一个道歉，让爱国者的荣誉也因此蒙羞。而和钱学森一样欠着一个道歉的爱国者，也还有人在，其中就包括88岁高龄的杨振宁教授。

 夏佑至

 历史学家唐德刚和物理学家钱学森一前一后离开人世，思之令人怅然。这两个人年纪相差９岁，应该算作是同时代人，经历也颇有相似之处，都在国内接受大学教育，然后在美国留学深造，最终学有所成。虽然专业有别（钱学森学物理，唐德刚学的是历史），成名有先后（钱学森四十年代就是著名的火箭专家，唐德刚收获历史学家的名声要晚得多），际遇选择不同（钱学森五十年代就回到中国，唐德刚终老海外），但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取得了公认的成绩，并且影响巨大。他们生长在忧患之世，同时代人中，这样的高寿并不多见，现今他们先后离世，让人感觉一个时代正在划上最后的句号。

从世俗的标准看，唐德刚的成就和钱学森的成就和影响并不能等量齐观。1960年，中国成功发射东风一号近程地地导弹，两年后爆炸原子弹，然后是“两弹结合”工程，钱学森作为火箭、导弹研究所所长，对中国国防工业和军事科技的发展居功至伟。他的成绩是高度政治化的。因为中国掌握了核弹和导弹技术，二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后来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包括尼克松访华，中美打破意识形态对立的僵局，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都与此相关。钱学森也因此获得了一个中国科学家所能得到的所有最高级别的国家荣誉。相比之下，唐德刚只是一介书生，一生思考的问题莫过于中国如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虽然出过几本重量级的历史学术著作，提出了“历史的三峡”论，但对物质世界毫无改观，更加谈不上影响国际关系的走向。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钱学森一直是国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震动海外，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在考虑去留问题。可惜现今没有统计显示文科和理工科留学生对待这个问题的差异，但后来国内媒体上宣传的，大多以理工科人士为主。这当然和国内急需科学和工程技术人员有关。另一方面，唐德刚后来也直言不讳地说，作为一个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他当时对中国的政治心存疑虑，抱定了观察一段时间再做决定的打算。没想到，这一观察，就观察了六十年。

其间当然回来过。1972年，唐德刚借着尼克松访华的春风，借道加拿大回乡探亲，言谈间问到堂弟的下落，家里人都支吾其词。再过了几年，他以学者身分回国授课，同乡才敢以实情相告，原来他的堂弟一家四口，都在一九五九年的饥荒中饿死了。听到这里，唐德刚“一时情难自持，竟伏案大哭。读史数十年，初不知‘大饥，人相食’的故事，竟亦发生在自己家庭中也？”

从唐德刚这段回忆里，不得不引出众所周知的关于钱学森的一段往事。钱学森归国后，不光是爱国主义的典范，也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的化身，但回国不到三年（1958年6月），他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为当时甚嚣尘上的浮夸风吹喇叭，论证稻麦亩产量可以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也就是四万多斤，并且信誓旦旦地说，“这并不是空谈”，辜负了普通国人对爱国者和科学家的景仰之情。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火箭专家，钱学森对粮食产量问题情有独钟，颇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架势，58年6月刚刚在《中国青年报》上论证了稻麦亩产可达四万斤（文章中举例说，“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59年5月又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发表《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再次论证稻麦亩产完全可以达到3.9万斤。

也就是在这一年，唐德刚的堂弟全家饿死在安徽合肥老家。

那几年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饥饿，至今还是个谜。《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共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只是说，1960年中国人口比1959年减少1000多万。其他各种数据，从1700万到4000万不等，各有理由，俱未定论。但大饥荒饿死人数以千万计，事实确凿，不容置疑。

包括唐德刚在内，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本来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既然是人祸，就应该有人对这次饥荒负责。钱学森写文章鼓吹亩产万斤，一次不足，乃至再三，应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这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科学家和普通人一样，也需要政治上过关，如果钱学森写文章和人们批斗会上的表态一样，是被迫的和不得已的，应该得到原谅。如果钱学森的文章并非被迫，而属自愿，也要区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钱头脑发热，强不知以为知，离开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对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专业问题妄加评论，那他就犯了科学上的大忌，从一个科学家变成了狂热的红卫兵；第二种情形是他明知亩产万斤是一群政治投机分子别有用心的浮夸，而主动地迎合形势需要，自愿加入投机者的行列，这就要另当别论。

据说李锐先生曾回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有一次问过毛，“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有人因此得出结论说，是钱学森的文章误导了毛泽东的决策，才导致了大饥荒。这首先低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智慧，其次，也颠倒了因果，歪曲了事实。“颠倒了因果”是说从时间先后看，“浮夸风”谎报亩产万斤在前，钱学森写文章为谎言背书在后，而不是相反；“歪曲了事实”是指历数大饥荒的原因，有“大炼钢铁”破坏了粮食生产、“公社化”造成大量浪费，超额征购、野蛮的“反瞒产运动”、地方官员为了隐瞒真相残酷地限制人口流动以及迟钝的救济机制等等，凡此种种，都不能和钱学森那两篇吹牛皮的文章相对应。

但钱学森无从推卸个人的道德责任。作为一个科学家，不止一次为谎言背书，他的狂热情绪或者投机行为助长了政治上的疯狂。

历史学家和科学家的职责都是求真。这个真，不是指绝对真理，而是指真实、真相。有人说，钱学森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道歉意味着回顾一生的时候，不回避、隐瞒乃至推脱自己的错误，意味着承担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其实，向别人道歉同时也解脱了自己。可惜，这个道歉，唐德刚没有听见，我们都没有听见。

国家是由一个个国民组成的，因为千千万万个国民悄无声息地死去，国家也死去了一部分，他们的死亡一天得不到承认，收获不到一个道歉，让爱国者的荣誉也因此蒙羞。而和钱学森一样欠着一个道歉的爱国者，也还有人在，其中就包括88岁高龄的杨振宁教授。

1971年，杨教授从美国回中国探亲，住在北京饭店，看到墙上挂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对联，深为感动。回到美国后，杨教授做了很多演讲，向美国人“鼓吹”文化大革命，轰动一时。多年后，他承认自己轻信了当时的宣传，但从来没有感到过后悔，因为当时他“到中国去，不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去的”。一个聪明如杨教授的人，被人欺骗乃至利用之后，还能如此心平气和，实属难得。但我总是觉得，杨教授之所以对此从不恼怒、从不后悔，并不仅仅出于海外游子那种无是非的善意，更重要的原因是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名句激起了他的万丈豪情。这两句名言的一个副本如今挂在杨教授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墙上，仍然能够透露出科学家和革命家思想深处那种曲径通幽的联系。这种联系多少是出于这样一种历史观念：为了改天换地，就要不怕牺牲——主要是不怕牺牲别人；须知历史只记得庆功宴上的人，既然如此，又何须后悔，何来道歉呢？

只要什么样的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爱国者。只要这样的爱国者还在，一句道歉，让死者安息，距离这一天还如同唐德刚笔下的“历史的三峡”，曲折而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