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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佑至

 
 
 

日志

 
 

陈丹青的自负与自卑  

2009-06-02 17:33:13|  分类: 中国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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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原来也是奥运会开幕式的智囊之一,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当了一回清客。这回清客的经验显然把见多识广的陈先生雷到了。在南方周末的文章里,被雷后的陈先生惭愧地说,经过这一回参与奥运开幕式的运作,才知道“大型集体创作”有多难,尽管他“是资深单干,又常开口叫骂”,这回也不得不承认,以前“自以为是的指斥或献策,其实多么轻易而轻佻”。

这些年中国艺术界的行情欣欣向荣,多数画家埋头作画,没有时间去关心公共舆论,但陈丹青、艾未未和老一辈的吴冠中先生是例外。他们的画作如何,没有专研过的人或许难以做出恰当的评价,但他们评论的话题,虽然不出常识的领域,却能够指陈有力且观点常常翻新。艺术界有几位公共知识分子,不仅无碍于中国艺术的价值与价格,还能丰富中国公共舆论的言说,值得高兴——但陈先生清谈归来,将这种言说说作是“自以为是的指斥或献策”,以为是“轻易而轻佻”的,如此自贬并且贬低作为公共舆论的言说,出乎我的意料。

奥运会开幕式和鸟巢的设计,人们评价不一。所谓众口难调,这也是“大型集体创作”很难避免的命运。我个人对开幕式不以为然,但并没有想要去“指斥”——“献策”更加谈不上——以张艺谋为首的创作团队。这不是说“指斥或献策”——陈先生的意思,似乎用“批评”一词更加恰当一点——没有必要。眼下媒体上赞美开幕式的声音很高也很多,但并没有批评的声音。如果有,我不会认为它们“轻易而轻佻”——反而会认为是珍贵而且必要的。餐饮界都知道,吃东西不能天天大鱼大肉,但传媒界似乎从来不怕腻死人。当然这不是媒体缺乏常识,而是他们有避运的苦衷。

创意奥运会开幕式的难处,局外人自然很难想象。奥运会开幕式已经变成了一种国家叙事,艺术家们的创意很难不被国家意志所左右、指导、干预和更改。这种国家意志,不一定是哪位领导人的意志,也许更多是如陈丹青所说的,是中国试图摆脱自卑的努力——换句话说是中国崛起之类的宏大主题。4年前雅典为奥运开幕式树立了高高在上的标杆,人皆有对比之心,更何况,我们还有中国特色的国情——用韩美林的话说,是领导握着他的手画出饱受非议的福娃来的。这样的情形,想来真的是难得很。

谁是诠释这些主题的最佳人选?我不知道。对我来说,8月8号的开幕式实在过于宏大了。文艺表演最后失去了边界,成为器物、色彩、服装、灯光和人的海洋——到处都是人,反而感觉不到人的存在——这是我从开幕式中得到的教训。

陈丹青先生倒不嫌其宏大。他甚至遗憾地说,他提醒过张艺谋团队:国家主义美学——简言之,是步兵队整齐划一的操练、希特勒最钟爱的导演瑞芬斯塔尔拍摄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半个世纪前苏联的文艺经验以及朝鲜的大型广场团体操所表现出来的美学——非常适合大型广场与超级盛典,可惜,张艺谋的脑子里不会存有这一类的“国家主义美学”的念想。

作为一个清客,陈先生现在可以自我告慰。张艺谋丝毫没有避忌“国家主义美学”。在同一期的南方周末的采访里,张艺谋特别点出,开幕式上“人的表演,天下第二”——天下第一是朝鲜——他说的表演,正是指整齐划一的团体操动作。

陈丹青先生足迹遍及海内外,揣想在中国应该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物,其实张艺谋并不禁忌。没什么比这个更能象征“中国的崛起”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的确不会有第二个中国人,会比张艺谋更善于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诠释这个“自卑/崛起”的主题——对此,我不想“指责”,也无策可献,我仅仅有一个疑问:这个主题对奥运会开幕式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吗?

尽管仅仅是一个疑问,但在陈先生看来,也许已经显得“轻易和轻佻”了。陈先生因为参与了开幕式的“大型集体创作”,对开幕式不便评价,是可以理解的。但话说回来,陈先生不去“指责和献策”,不意味着别人没有批评的自由;即便他们从来不曾与闻“大型集体创作”,因此无缘体会其中的难处。艺谋导演是干实事的人,何况做得艰难,相形之下,评论显得太容易,因此显得“轻易和轻佻”——这是陈先生的逻辑,我不能同意。

陈先生自己也说,如果他没有介入这场大游戏,有可能“会多一位冷然嘲骂的角色”。无论是“指责与献策”,还是“冷然嘲骂”,有感而发,“自以为是”,又有什么“轻易与轻佻”之处呢?

公众言论以“自以为是”为宜,在陈先生这番话之前,这一点没有什么争议。至于“指斥与献策”的水平如何,在言论的自由市场可以立见分晓。有人觉得批评过于“轻易和轻佻”,可以继续批评之批评下去。只要讲规则,机会均等,常识总有机会越辩越明。怕的是只准赞美,不准指斥;只准以张艺谋为是,不准自以为是;或者至多允许献策,决不允许嘲骂。这样造就的开幕式,即使有可能是美的,但是观者没有公开议论的自由,愉悦就会大打折扣。

世上繁难的事,决不只一个奥运会开幕式而已。常识的传播、公共舆论的建设,要比奥运开幕式更加费时费力,各种指导、干预和更改也更加粗暴和屡见不鲜,如果参加了一回开幕式的“大型集体创作”,就认为批评都不过是“轻易和轻佻”,此后议论国是,岂不是更加没有必要?

如果不是因为自负,很难想象陈丹青会不懂得这样的常识。我意识到自己看到了一种复杂的人性,一种历史性的骑墙姿态。陈丹青以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要表达的国家意志,是要洗刷百年来的自卑,而且洗刷自卑的任务,只能由一直“被远远低估,甚至被长期蔑视而反复狎弄的文艺”来完成。我意识到,这种古怪的傲慢中里还包含了一代人的历史经验。

知青是陈丹青和张艺谋所共享的身份;40年后,当奥运会开幕式成了他们的舞台,他们要表现的,是什么样的国家意志?什么又是他们心目中的国家?这国家和政府有什么分别?把政府和国家混同,把权力意志当作国家意志,以为这种意志的表达即是全部的文化——表达的难度其实是这些内在矛盾的观念的自我扭曲——但张艺谋不是第一次,我想,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做这样的尝试。

而陈丹青呢?在我看来,一个艺术家,参加了一次“大型集体创作”,就痛感此前的“指责与献策”都“轻易而轻佻”,那文艺还远远没有摆脱“被远远低估,甚至被长期蔑视而反复狎弄”的命运。老知青人到中年的傲慢背后,是对青春时记忆中的权力形态的诚服和膜拜。当然这不是返老还童,而是“被长期蔑视而反复狎弄”后不由自主的自卑。怎么能够想象,一种怀着自卑情绪的艺术,能够洗刷一百年来自卑的民族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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