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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一下，我厌恶西班牙的球风，顺带影响了我对葡萄牙的观感，但说到奴隶战胜自由人，历史上的案例只发生在奴隶争取自由的时候。如果胜利只是意味着一如既往地遭受奴役，这样的胜利显然不值得追求；如果胜利是为了免于挖煤的恐惧，那值得同情，但恐惧并不会让我们变得强大——有雇佣军也不行。

    自由的人类在平等规则下参赛，是一切体育运动的灵魂。对丑陋、野蛮现象的容忍会毁掉足球这项运动。如果有一天金二提高赌博的筹码，宣布朝鲜队一旦战败，全部队员送进劳改营，或者干脆枪决，对手们也许只能放弃比赛。国际足联应该仿效奥委会取消伊拉克参赛资格的做法。如果朝鲜不能保障球员基本的人权，就禁止朝鲜队参加国际赛事。

    别扯什么足球是足球，政治是政治。让输球的球员去挖煤是足球还是政治？举凡人类，都应享有言论、信仰、免于饥饿和匮乏的自由，这是千万人用鲜血换来的政治共识，体育界不敢捍卫这条起码的政治底线，就不能避免体育被无原则的政客所玩弄。

按：个人认为吴稼祥先生这篇文章是关于海地地震的评论中最到位的。

 海地大地震牵动了国人的心，因遭遇相同而更心怀同情，因有同胞牺牲而深感悲痛。如果仔细想一想，更值得反思的，还是地震中的死亡人数，建筑物的倒塌状况，以及救援工作。虽然还没有确切统计，最保守的估计，在海地地震中死亡的人数，不会少于10万人。1906年，美国旧金山发生里氏8.6级（另一说是7.8级）大地震，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478人，也有人估计为3000人，最高估计为死亡6000人。1989年10月17日，美国旧金山再次发生大地震，震级为里氏6.9级，死亡超过270人。1994年1月17日凌晨，强震袭击美国洛杉矶，震级里氏6.6级，死亡62人。1995年1月17日（又是一个1月17日！）清晨，日本神户市发生里氏7.3级大地震，死亡5400余人。

中国和海地的情况怎么样呢？发生于1976年7月28日凌晨的唐山大地震，震级里氏7.8级，遇难人数为24.2万。2008年5月12日下午，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强震，死亡69，227人。这次海地地震死亡人数也至少在5万人以上。

对比一下上面数据，不难发现，7次大地震，震级相当，死亡人数却相差甚远。发生在美国和日本的4次地震，没有一次死亡人数达到1万人，少则几百，多则数千；发生在中国和海地的3次地震，没有一次死亡人数少于6万人，特别是唐山大地震，更是达到骇人的24万人。

是中国和海地的地震发生地人口密度更大吗？可能有这个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洛杉矶、旧金山之于美国，神户之于日本，相比于唐山和汶川之于中国，都是更大的城市。神户发生地震时，市区人口105万，唐山市区呢，1986年还不到96万人，按照唐山市80年代每年增加2万人左右的增长速度推算，1976年顶多80万人。如果计算地震死亡率，对比更为惊人：唐山为30%，神户为0.51%，洛杉矶市区人口为360万，94年大地震死亡率为0.00172%。

相近震级的地震，造成相差甚远的死亡率，这显然不是天灾破坏性上的差别，而是受灾地人事上的差别。差别在哪儿？除了救援速度和技术以外，最主要的，是在建筑的抗震性上。看看这几次大地震的图像资料就知道，唐山、汶川和海地震后的建筑物大多呈粉碎性坍塌，被压在下面的人，即使不被砸死，也会被窒息死，使救援不是没有意义，就是增加难以克服的难度。在地震中粉碎性坍塌的建筑，很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大多是豆腐渣工程。

经过几十年战乱，和后续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折腾的中国，与人斗其乐无穷，哪有心思把功夫花在建设上？文革中建的那些居民楼，单薄得像蛋壳，风都吹得倒，哪能抗震？改革开放后好多了，但相对贫穷的四川，花在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上的钱本来就少，再加上缺乏权力制衡条件下，难以避免的公共工程中的权力寻租行为，必然导致偷工减料，也就是建筑物豆渣化。汶川地震中，学生成为死亡率最高的群体之一，原因或在于此。

海地在光荣地夺取了两项国际锦标（第一个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之后，流血就开始代替流汗，武器就开始排斥工具（海地国旗和国徽上有一面战鼓，两把战斧，两门大炮，六枝带刺刀的步枪），从独立到联合国特派稳定团进驻，这个国家不是暴政，就是暴乱，几乎没有中间状态，既没有稳定的宪政民主，也没有稳定的专制独裁，有过皇帝，有过国王，但除了杜瓦利埃独裁29年外，其他的都很短命，长的几年，短的数月。从1804年到1915年间，上下台的统治者有90多位，几乎每年一位，这样的国家哪能有牢固的建筑？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发现，饥荒灾害的本质不是粮食匮乏，而是权利匮乏，民主体制可以预防饥荒。人类的任何体制都不可能预防地震，但地震可以检验出一个社会体制的优劣。体制越优的国家，地震的破坏性越小，次生灾害也越小。

建筑与国家，都要求平衡性结构。海地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04年的人均GDP只有380美元，而与它同在一个岛上的多米尼加，2008年人均GDP高达4952美元。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区别？原因之一，就是海地以极端种族主义观念立国，曾经对白人进行种族灭绝，以至今天，黑人占人口的95%。而同岛的多米尼加，黑白混血种人和印欧混血种人占人口的73%，白人占16%，黑人占11%。中国呢，曾经搞的是另一种极端主义，即极端阶级主义。就像一根木头支撑不起一栋建筑一样，独裁种族、独裁阶级和独裁权力也支撑不稳一个国家。

简单的结论是，无论是国家，还是建筑，最具有抗震性能的结构，是既具有相互牵制和平衡，又具有一定弹性的结构。有稳固的国家，就有稳固的建筑。

真的是文物哦！

2010年01月11日 10:18:34   华龙网

链接：http://say.cqnews.net/plzl/201001/t20100111_3966024.htm

　　2010年1月8日上午9：30分，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李庄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一审公开宣判，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李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人民网讯）。被告人亲属、媒体记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界人士等百余人旁听了这起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案”的公开宣判。法律专家称这场审判具有“标志性”，显示了打黑除恶更应廓清社会秩序的终极意义。

　　标志着重庆打黑除恶铜臂铁腕无穷的力量。薄熙来说：“打黑除恶就是为人民服务。重庆打黑除恶是在完成中央规定的动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钢铁，不是豆腐。”“‘五个重庆’，平安‘为本’。‘平安重庆’是打黑除恶确保重庆发展永恒的主题。”李庄制造中国律师犯“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中国第一案”，标志着重庆打黑除恶铜臂铁腕无穷的力量，任何螳臂当车，自不量力，必将被人民的铁挙砸个稀巴烂，招致失败。人民民主专政必将取得伟大胜利。

　　标志着推进中国法治进程上了“生动的一课”。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在案件中为委托人辩护、代理诉讼及处理平常法律业务的人员。律师的作用是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法治建设做出贡献。黑律师李庄胆敢以身试法，明知犯法，在担任龚刚模的辩护人期间，利用会见龚刚模之机，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引诱龚刚模的妻子程琪作龚刚模被敲诈的虚假证言，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虚假证言，并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通知龚云飞、龚刚华、程琪等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其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秩序，已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依法应予处罚。法治是指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法律是公正的，法治是进步的。仼何人胆敢触动法律，必将受到法律应有的严惩。李庄制造中国律师犯“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中国第一案”，为人充当反面教材，树立了黑律师黑名单，标志着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向人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标志着中国民主法制的向前进步。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法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狭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其主要特点是强调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崇高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要求公民普遍守法，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力，限制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专横，确保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和过程，是立法、执法、守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等内容的有机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笫三条规定：“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律师执业应当接受国家、社会和当事人的监督；” 笫四十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从这部法律来看，体现了立法的前瞻性，把可预见性的“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 犯罪行为写进了法律。李庄在“接受国家、社会和当事人的监督”下获刑二年半，制造中国律师犯“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中国第一案”，标志着中国法制的向前进步。

　　法治向前推进，正义战胜邪恶。李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规定作出：“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李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的宣判，是“中国第一案”向黑律师具有“标志性”正义的审判！

我的飞利浦电视机用了15年，步步高DVD用了10年，如果不突然坏掉，或者维修费用超过买一台新机器的钱，我就会一直用下去；10年前我还没有买手机，如果买了的话，我一定会继续用那款敦实厚重、只有发短信和打电话这两个功能的诺基亚手机。但东西用得再趁手，也有彻底坏掉的一天。坏了就算了，我也不想去找一个一模一样的替代品。所以我并不是个感伤和念旧的人。但这回真的不同。

早上开会的时候，有个同事说要不要做一个百度被黑的选题，因此问到我们使用百度的感受。我告诉他，三鹿事件发生之后，我一次也没有用过百度。有一次在政法大学开会，浦志强旁边坐了一个年轻女孩，长得漂亮极了，老浦不停地用余光测量她，当然我也是一样。后来得知她来自百度法律部，我就忍不住恶毒地攻击了她的老板李彦宏，从老浦的立场来说，他也许认为我此举不过是为了吸引那位女士的注意，但我认为自己对李彦宏的攻击是相当真诚的。我抵制这家企业，有时候还免费诅咒它，因为它曾经以极低的价格，主动而无耻地把中国最稀缺的事物——舆论监督和言论自由——出售给了一家国企。如果说谷歌的准则是“不作恶”，那百度的心目中就不知道有善恶这回事。一切都是钱，一切都是为了钱，仅此而已。

谷歌进入中国市场后，决定配合筛选和过滤信息的政策，为自己争取市场份额。我对此表示理解，但深感遗憾，同时又怀有一种隐秘的庆幸。不管怎么说，谷歌的出现让我们多了了一种选择。那时候百度的形象和今天这幅丑恶嘴脸并不相同，但有得选和没得选完全是两码事。作为深刻了解垄断弊病的中国人，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大多数悲剧都是由于我们没得选引起的。在不久以前，一件影响到很多人生活的决策拍板的时候，人们貌似有两种选择，要么鼓掌，要么欢呼，现在进步了很多，我们有了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沉默。但仅此三项是远远不够的。当李彦宏和田文华携起手来，百度和三鹿共同提供三聚氰胺时，真的，那种庆幸的感觉达到了巅峰。

作为谷歌的用户，并且是一个网络技术方面的二傻子，我对谷歌实验室里那些千奇百怪的功能很少关注，但Gmail，Gtalk，Google group，Google reader和Google earth的功能让我相当满意。我推荐身边的每一个人放弃百度，使用谷歌。这有价值观方面的原因，但更多是出于普通用户的切身感受。发现某个品牌的卷笔刀非常好用的时候，我立刻向朋友们推广这个发现，他们用了也都说好。推荐谷歌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如果谷歌因为放弃内容审查而不得不退出中国市场，将是一场悲剧。但我对谷歌的决定表示理解，并且充分尊重这个决定，唯一让我不爽的是，如果百度成为××指定的唯一搜索引擎（别说这不可能），我们的生活就会变成一场不能终结的春晚，排在最前面的信息都是垃圾和谎言。那时候，李彦宏先生会像老大哥的替身和代言人，每隔30分钟，就强制性地在我们面前出现一次。

背景链接：谷歌中国称将停止内容审查

 
克里希那穆提说：在有智慧的地方没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我们早已进入斯密和康德谈论的“世界公民”的时代 了，我不打算小家子气那样地和任何中国人或印度人或西方人怄气，虽然，世界上太多的中国人、印度人、西方人，互相都在小家子气那样地怄气。我认为世界快要 灭亡了，我不认为现在还斤斤计较谁拿了多少或谁欠我多少这样的事情有多少意义。
谷歌道歉，很好，我认为人家的态度很诚恳。作家协会？知情的读者，谁会认为作协曾有过任何值得我们尊重的立场？我不管作协什么态度，也不管社科院什么态度，反正，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将我自己的几十本书的数字录入权送给谷歌。

首先，这些作品只向国外读者开放，我的书，从来我就没有试图翻译成任何一种外文。既然谷歌打算努力扩展这些中文的外国市场，有何不可呢？你知道在海外的中文读者要费多少精力得到一本中文书吗？你知道在中国认真做学问的学者和学生们每年要免费下载多少西方学术文献吗？你知道西方大学里有许多教授参加了反知识产权和知识自由运动吗？为了区区几十美元，我就这么小气，不允许人家“盗版”？别忽悠我了！而且人家已经道歉，我看态度挺诚恳的。

关键是，人家实事求是，没我们这么虚伪。我们的作协，实话多还是假话空话多？我不喜欢任何商业机构或作协或任何官方机构卖弄我们的民族情感，我认为那是在亵渎我对这片土地的情感。

况且，知识原本就是天下公器。我既然支持自由软件运动，我既然反对微软霸权和反对中国政府为各种西方软件建立过分严苛的保护制度，那么，基于我的一贯立场，我必须认为让谷歌数字图书馆免费获取我的几十本著作的数字录入权，是正确的。但是，每一名作者都应根据自己的情况和良知做出选择，我绝不认为我的选择对他们就一定是正确的。

for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夏佑至

 徐晓群先生最近出版了《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梳理了上海律师界与民国政府的一段关系史，对今人理解律师这个群体与政府及执政党的关系，仍有启发。

其中，上海律师界与国民党的纠葛最久最深。其间既不乏互相利用的谋略，也有“掺沙子”、“丢石头”、“挖墙脚”这样控制与反制的互动，当然也不缺法庭剧那样轰动一时的老牌庭审桥段。凡此种种，都堪称精彩。

也合该律师和国民党之间要发生纠结不清的关联。该党诞生不久，就碰上代理党魁被刺，正要以革命精神发动民众化悲愤为暴动的紧要关头，又碰上了一个尽职尽责的律师，刻板而雄辩，怎能不让人愁去而恨来。

事情要从“宋教仁遇刺案”说起。1912年，国民党赢得了年底的国会选举，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还没有来得及组阁，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就于次年3月被人在上海火车站暗杀了。杀手被捉拿归案，由租界工部局移交给中国当局，原本预备在上海审判厅受审，但还没来得及开庭，一个杀手武士英就神秘地死在了关押场所。

宋教仁一死，让刚刚有点眉目的政局陷入了混乱；而武士英一死，让刚刚有点眉目的宋案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宋案受到空前关注。用今天的话说，称得上是“世纪审判”，轰动程度远非今日重庆“打黑”能够比拟。另一个杀手应桂馨的家属替他请了律师。答应为他辩护的是上海律师杨景斌。他受到的压力，当然也比那些为重庆“黑社会”辩护的律师要大很多。但杨景斌没有退缩，而是尽到了一个律师应尽的职责。他首先以辩护律师的身份抗议警察未经合法程序就关押了他的当事人；然后又写信给江苏省都督程德全，要求程德全保证应桂馨的人身安全（因为程德全曾经说过，犯罪证据确凿，不需要律师），不会像武士英那样死得不明不白。鉴于有人提出来要将宋案提交一个特别法庭审理，杨景斌就给司法部打电报说，为了保证司法独立，应该就在案发地所在的上海的普通法庭审理此案。他同时要求司法部，将与宋案牵连的北京内阁秘书洪述祖从青岛的的租界引渡归案。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没想到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孙中山受“宋案”刺激，发动“二次革命”倒袁，上海成了战场，被告应桂馨没等到案子开庭，就趁乱跑了。杨景斌碰到了大麻烦。司法部以他代理应桂馨期间侮辱法官为由，吊销了他的律师执照。

结果，是成立才6个月的上海律师公会站出来支持了杨景斌。上海周边几个地方的律师协会也开会通过决议，如果律师惩戒委员会要审判杨景斌，将派律师为他辩护。来自职业共同体的坚定的道义和技术支持，最终迫使司法部承认，对杨的指控是无稽的，恢复了他和其他6名被指为“乱党”的律师的执业资格。

这是上海律师公会第一次和国民党发生纠葛。其时，律师公会成立不久，国民党的革命资历也尚嫩。14年后，形势发生了大逆转。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4天后是上海律师公会循例举行春季大会的日期，会长通知律师们说，由于国民政府还没有制定律师法，大会要延期召开。但当天仍有67名律师到会（不足法定人数），要求对律师公会进行改组。同时到会的还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派出的一个代表。到场律师选出了30人的改组委员会，并邀请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从30人名单中挑出15个人担任正式委员（其他15人为候补）。当律师公会的会长拒绝交权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政治分会发给改组委员会一个书面指令，命令他们接管了上海律师公会。

新的律师公会执委会成员全部是国民党员。这次改组行动被徐晓群称为“夺权政变”。3个月后，北京政府颁发的律师执照被宣布失效，律师必须向南京政府申领新的执照。国民党随后宣布，和其他社团组织一样，律师公会必须在国民党党部以及教育局或社会局登记注册。

向律师公会“掺沙子”绝非行业管理的需要，而是“出于政治控制的目的”。但徐晓群发现，历史的复杂在于，即便是那些党员律师，也仍然“拒绝将上海律师公会变成国民党的政治啦啦队”。他认为，“公会领导人和会员中存在一种情绪，即抵制接受国民党的政治灌输和对国民党表现政治忠诚。”

例证是律师公会拒绝在国民党党部登记。律师提出的理由是，为了保障人权，保持司法独立，律师的职业行为不容党派干涉。在给国民党上海市总部的信里，律师公会说，为了使“律师得尽量依据法律而为人权之保障”，律师执业必须独立于党派，就如同“议员在国会中进行会议不受会外任何干涉”一样。

尽管这次抵抗以失败告终，没能抵挡执政党强化控制律师的步伐，但律师公会并没有因此向执政党敞开门户，或者掉头要求律师“顾大局”，甚至变成专政机关的一部分。相反，对执政党侵犯人权，开法治倒车的野蛮行径，律师们层层防守，进行了堪称激烈的抵抗。

根据南京政府的《律师章程》，律师公会不能从事政治活动。但正如国民党对律师公会的控制有政治目的，律师们寻求司法独立、程序正义和法治的职业行为也具有政治内涵。国民党接管上海之后，要求上海律师公会在全体大会和新的执监委员就职时，必须诵读总理遗训，向国民党党旗鞠躬。九一八事变之后，对国民党深感失望的律师们废除了这个做法，代之以向抗日烈士致敬。公会的执委、党员律师李时蕊因此被国民党开除出党，他所属的党支部要求司法部吊销他的律师执照。接着又传出风声，说他可能被秘密逮捕。还是律师公会立刻出面，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一边为李的清白辩护，一边申明，坚决反对秘密逮捕和审判，从而点破了党国的计划。李时蕊安全着陆，得以继续上海的律师生涯。

律师公会对职业共同体的利害的考量，超越了个人在理念和行为上的分歧。他们否决过一份要求律师学习国民党党义的提案。不久，提案的党员律师本人办案时，被上海市公安局的看守打伤，并送到南京入狱七天。律师公会照样出面，抗议政府的暴行，替他争取权益。最后，上海市公安局长被起诉。案件转移到南京审理时，当地的律师公会出面，为被打的律师提供了法律援助。

1931年1月，南京政府颁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任何以破坏（或鼓动他人破坏）公共秩序、组织集会或社团、宣扬与三民主义相违背的思想而危害民国者，可以判处15年徒刑、终身监禁乃至死刑。在紧急治罪法之下，戒严地区的军队和剿匪区里由县长和承审员组成的特殊法庭有权处决被告。这些伤害人权、危及法治的条款引起了上海律师公会的严重不满。该法颁布只有四个月，公会就提出修改建议，要求类似案件必须公开审判，被告必须有法律辩护和上诉的权利，而且，南京政府必须说明该法何时过期。

南京政府对律师界的呼声置若罔闻，而为了修改乃至废除该法，上海律师公会可以说不屈不挠，屡败屡战。1931年12月，上海律师公会又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会致电，要召集全国司法会议，废除《紧急治罪法》，解散法院以外的其他审判机构，除了士兵以外的所有被告不得由军事机构来审判。1935年，他们再次向司法部情愿，要求废除该法。

这还不算完。1936年，沈钧儒、李公仆、邹韬奋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救国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11月，“救国会”七名领导人物被逮捕，其中有四名上海律师公会的成员（沈钧儒、史良、沙千里和王造时）。史良因为是女性，允其取保候审，但史律师巾帼不让须眉，刚出了拘留所的大门，就到苏州高等法院投案自首，最后如愿以偿，坐牢成功。次年4月，“七君子”均被以《紧急治罪法》中的罪名被起诉。

庭审的焦点是“救国会”与“西安事变”有没有关联。“七君子”被捕前，“救国会”曾就“绥远事变”致电张学良，呼吁抗日，被捕后又从章乃器家里搜出了毛泽东书信的油印件，且“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是张、杨兵谏通电中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中的第三项，公诉书据此控诉“救国会”，“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驯至酿成巨变”，指“救国会”在促成“西安事变”中出过力。

1937年6月11日，案子第一次开庭。上海律师公会一共派出了21名知名律师，代表“七君子”（每人3名）出庭。辩护策略并不复杂。因为“七君子”被捕在前，张学良“兵谏”在后，相差20天，促成之说，在时间上无法成立。律师们更明知张学良已经军事法庭审判，人在软禁当中，不可能再接受普通法庭的调查，却仍然强烈要求检方去调查张学良。

辩护词说：“起诉书所谓‘勾结’，所谓‘互相联络’，是什么意思？这是双方的事，现在只问单方，怎可判罪？所以无论如何，非向张学良调查不可。”

公诉人调查不了张学良。而且因为发生了“七七事变”，释放“七君子”势成必然，他们只能选择了撤诉。

“救国会”与张学良的关系是一段悬案，至今没有弄清楚，此案最大的赢家是谁就难以论定。但律师们无疑是赢家之一。为“七君子”辩护，对上海律师公会来说，是政治选择，也是职业行为。“七君子”中，律师占了四个，为他们辩护是法律共同体的义务，也是人之常情，虽然有风险，但没有旁的选择。幸而，《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这个恶法虽没能废除，但那支“上海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法律辩护队”真是反响空前。

在流行通电、声明和公开信的30年代，上海律师公会没有就“七君子”案发表任何政治声明。从律师的职业本位来说，为政治犯辩护，并非让律师表达本人的立场和倾向；律师的功能是保证程序公正和司法独立，和普通刑事辩护并无不同。但这不是说律师们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担当。7月31日，“七君子”被释放，公会又专门为四位会员举行了一个晚宴表示慰问。对政府晓之以法律、对同行动之以人情，表现出了一个成熟的法律共同体的理念高度和行事弹性。

本来是一桌政治麻将，因为律师上手，人们多少对游戏规则有些体会。首席律师张志让（时为复旦大学法律系主任，1949年后出任最高法院副院长。正院长不是别人，正是沈钧儒）撰写的辩护词长达两万字，称“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流传一时。“七君子案”是民国律师业的华彩乐章，但留给后人的教益，大多是让人伤心的老生常谈：律师权益得不到保障，人权就会失去凭藉，法治就无法落实，执政党的政治目标就是空中楼阁。民国已矣，党国依旧，今天的法律共同体安在哉？

徐晓群先生说：“当政府对律师加以攻击的时候，上海律师公会能否顶住压力，这是对它作为自由职业团体的生命力的一个终极试验。”对法律共同体的终极试验实在远远没有结束。

                                                                                                                                             漫画：谢驭飞

for 新民周刊

 健全的社会有能力调整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并达到利益的平衡。这个利益调整的过程是公共生活的主要内容。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最生动和最成功的公共生活的实践，发生在广州番禺，其成果远不只是改变了一个垃圾焚烧厂的选址。

媒体和社会运动的互动，使政府决策的细节浮出水面，人们清晰地看到：决策者并不总是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反而常有隐秘的利益诉求，如果没有制度化的博弈平台，没有透明的程序，公共事务就会被利益集团所扭曲，甚至走向公共利益的反面。

2010年新年伊始，广州出台规定说，与民生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由其讨论决定。相关重大事项政府如果越权作出行政决定，人大常委会可依法撤销。这是番禺市民的抗议所取得的制度性成果。

这也产生了连锁反应。一系列反对垃圾焚烧的环保运动正在各地兴起。这些运动有可能成为中国反思城市发展模式的一个起点。“垃圾焚烧的利弊”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远不能覆盖这个运动的全部诉求。人们要求的是更加健康的生活环境，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以及更加公开透明的程序，以保证公共事务不会被利益集团所操纵、扭曲和绑架。这些诉求让我们惊喜地发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过去之后，中国不仅收获了经济增长，一种新的公共生活场景，正呈现在我们面前：“沉默的大多数”突然开口说话，变成公共事务中活跃的参与者。

这一切只是偶然发生的个案，还是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要看看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发生了什么，才能了解这种改变是纯属意外，还是大势所趋。

经济增长带来的城市化进程，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生活在现代的城市，而不是传统的乡村。过去10年里，中国的GDP总量已经稳居世界前三位，统计显示，50%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这个数字还在急剧的扩张当中。城市化绝不只是居住形态的变迁。在一个以农业和乡村为主的社会里，人们以村庄为单位，生活在分散和孤立的空间当中。他们对公共利益的考量是以村庄为限，将人们联系起来的纽带是血缘和家族，他们的行为是稳定和可以预期的。城市则不然。2009年11月23日，上千名番禺居民参加了广州市中心的“散步”活动，而他们背后，有30万当地居民支持他们的行动。共同的利益很快催生了一致的诉求，在现代通讯技术的推动下，人们的诉求很容易就能够转化成有组织的行动，开始对政府的决定施加压力。番禺的成功彰显了公共参与的价值。当其他地方的人们对行动的价值有了直观而感性的认识，就会试图复制番禺的成功。

城市人口受教育水平正在迅速提升。过去10年中，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毛入学率最高的国家。尽管对这个现象有颇多非议（比如这导致了教育质量下降），但从2004年到2010年的8年里，3321万大学生走出校门，其中绝大多数留在了城市。由于就业困难，很多大学毕业生生活在城市最底层，自称为“蚁族”。尽管如此，他们将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并且成为影响未来10年中国走向的重要力量。在番禺反对垃圾焚烧厂的过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发挥了核心作用。那些有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市民常常也是小区内维权和慈善活动的积极份子，他们开始熟悉动员和组织的技巧，把有相同诉求的人们团结在周围，当互联网给他们提供了发挥影响的机会，他们就立刻脱颖而出。

不管怎么评价互联网技术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改变，都不为过。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在过去的10年中，没有哪种新事物，比互联网更像中国社会的阿基米德支点。互联网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设施，而中国是受益最多的国家之一。如果能够像在经济领域一样善用互联网，在网民数量全球第一的中国，互联网将给社会治理带来更多的变化。但政府首先需要适应一种新的情况：由于互联网形成无数分散的话题中心，“沉默的大多数”有了对公共事务表达看法的机会，在番禺那样的机缘下，还可以亲身自参与，改变决策，强大的行政权力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削弱；公共事务由政府单方面主导的局面将发生改变。

必须对这个公共生活的新局面做出回应。强势的政府需要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正视那些开口说话的“沉默的大多数”，开辟制度化的平台，将他们变成决策的一部分。像广州那样，将被政府僭越的决策权回归人大，就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人大代表就必须向选区内的选民负责。乐观地想象，在未来的某一天，人大代表选举将成为当地公共生活的基石。这一切可能性都包孕在未来的历史当中。

                          9·11事件                                  (AP Photo/Richard Drew)

美联社用108张图片回顾了过去的10年。点这里查看。

2005年，尼日尔饥饿的母亲和孩子。           (Reuter/Finbarr O'Reilly)

路透社一共用了100张照片回顾这10年。

2002年世界杯，齐达内的头球。                                              （JOHN MACDOUGALL/AFP/Getty Images）

波士顿环球报50张。

本人按：《南方都市报》记者龙志在邓玉娇案中的系列报道（尤其是第一篇）是有争议的，可惜争议后来不了了之。这本来应该成为媒体同行讨论的一个范本。石扉客兄认为，第一篇报道显示了记者的冷静和定力，大概是指当时媒体普遍将邓玉娇案套用成一个民间“烈女”故事，有嫌简单草率，忘记了新闻的首要任务追问事实。龙志的那篇报道的确补充了邓玉娇案中被忽视的若干事实。龙志本人也质疑，“专家解释大背景时称：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矛盾丛生，积怨成祸。不可否认。但问题是，真相到底如何？还有没有人关心？”，认为媒体角色错位（“媒体如果回归到新闻本源，而非以救世主立场出现”，这些质疑和判断并不算错，但我认为他的第一篇报道仍有重大偏差，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他将自己对邓玉娇病情和性格的描述等同于“事实”，并且是全部的事实，甚至是唯一的事实，似乎这些事实比邓玉娇在洗脚城内的具体遭遇更能解释邓玉娇杀人的原因。如果不是自负，也是过于自信。他理解的人性是静态和没有变化的，是没有具体情境的，是没有非常状况的，是没有应激反应的。

第二，我一直认为，邓玉娇案的最大推动力是网络舆论，而不是传统媒体。这也是个事实。而此案中网络的舆论是多元的，““5·10事件”中各方角力大致分为律师、网友、媒体和政府。其中，律师与网友关系甚密，相互配合，并与当时的舆论毫无二致：先入为主认为邓玉娇属于正当防卫，应当无罪释放。”这种描述距离事实情况甚远。真相和常识有时候是对立的，但并非每次都是对立的。面对一个发生在异地远处的事情，人们根据常识“先入为主”恐怕难以避免，重要的是，要让事实不断披露出来，人们可以据此来证实或者纠正自己的先入之见，从而尽可能地接近真相。网络和媒体对事实的探寻有一个过程，而政府掌握的权力保证了他们第一时间掌控了尽可能多的事实，如果他们通过封锁和暴力阻截外界的调查，社会获知事实的成本就会越来越高，人们纠正先入之见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此案中，事实未能尽早尽快披露的主要责任在政府，反过来苛责网络和媒体忽略了事实，未免有失偏颇。

总的来说，事实和真相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我认为媒体既不应该以“救世主”自居而忘记追问事实（正如龙志批评的那样），也不应该以为掌握了部分事实就洞悉了全部真相。当然，这一切无损“反思”这一行为本身的价值。

石扉客按：邓玉娇一案，不包括南方传媒研究里的记者手记，南都深度记者龙志写了三篇报道，其中第一篇引发争议最大，窃以为该篇最难得的是显示了记者的冷静和定力；第二篇邓案大起底中规中矩，这篇则显示了记者极为清晰的思维，文本也最见功底。

这个我只见过一面的小老乡，似乎是做新闻的天才，从潇湘晨报过到南都以来，短短几年来频频发力，品质稳步升级，让人望而生畏。在我看来，南方报系旗下，他和杨潇、曹筠武已经成为年轻一代记者里的三杰了。

毫无疑问，如果比起几年前的那篇秦水诗案，龙志关于邓玉娇案的系列报道，更有资格获得南都报系2009年度大奖。

废话少说，下面请看报道正文：

邓玉娇案年终复盘回访

南方都市报5月20日载龙志对邓玉娇案的第一篇报道：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


这个有歧义的手势像是说，FUCK YOU，也是说，VICTORY。另外，前两天有网友在《李长江复出，孟学农笑了》这篇博后面跟帖说，“一派胡言！”，结果博文果然被屏蔽了，恭喜这位网友，您答对了，加十分，不，五毛。

这是50个权力者的肖像，出自同一个摄影师之手，他的名字叫Platon。

说了你也不认识。

但是这张照片你肯定见过

 这张照片获得了2008年度WPP（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的最佳肖像奖。如果你只是似曾相识，那是因为

是的。普京是TIME杂志评出的2007年度人物，封面肖像就是Platon拍的。看到普京的时候，他很紧张，自然而然地流出了眼泪。普京对这张照片很满意。WPP准备在莫斯科做展览，普京提出要求，展览必须要有这张照片在内。

虽然被普京吓哭了，Platon并非无名之辈，相反，他成名已久，主要拍摄肖像，为TIME和NEW YORKER这样的一流杂志供稿。那50个政治领导人的肖像照是2009年的联合国大会期间拍的。显然，拍摄普京的经历让他信心倍增。大会期间，他在联大弄了一个工作室，没日没夜地忽悠那些政治人物去拍照留念。

巨大的成功。

一般人喜欢的是这两张：

放在一起，的确很有戏剧性，不是吗？但我喜欢下面这两张：

看他把李明博的小眼睛和卡扎菲的歪嘴角拍得多好。说实话，这基本就是顶级摄影师和一般摄影师之间的全部差别了。

收听四重奏点这里

每日思念你一人昧得通相見
親像鴛鴦水鴨不時相隨
無疑會來拆分離
牛郎織女因兩人每年有相會
怎樣你若一去全然無回
放捨阮孤單一回
那是黃昏月娘欲出來的時
加添阮心內悲哀
你要哿阮離開彼一日
也是月欲出來的時
阮只好來拜託月娘
替阮講乎伊知
講阮每日悲傷流淚屎
希望你早一日轉來

年度旅行摄影师（Travel Photographer of the Year）是个专门的独立评选机构，每年颁出的奖项包括年度摄影师、年度新人、自然奇观等等，大多漂亮而空洞，总体说来水平一般。以上两张照片出自最佳新人Courtney Crawec之手，虽然不算什么出奇之作，但据说摄影师只有15岁。想想我们15岁的时候在干嘛呢。

2009年的消费数据中，居民消费总额的一半被用于购房；而胡润百富榜中，房产商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席次。这些消息和唐福珍的悲惨命运有什么样的关联？

没人说得清楚。

唐福珍站在自己家的屋顶上，往自己身上淋了一桶汽油，用打火机点燃了自己。16天痛苦挣扎之后，她死在医院里。自焚行为被定义为“暴力抗法”，她的死没能保住自己的房子，却给房地产业抹上了血色，让倡导法治的中国法学界人士蒙受了刺激和羞辱。

撰稿/汪伟(记者)

2009年的消费数据中，居民消费总额的一半被用于购房；而胡润百富榜中，房产商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席次。这些消息和唐福珍的悲惨命运有什么样的关联？

没人说得清楚。

唐福珍站在自己家的屋顶上，往自己身上淋了一桶汽油，用打火机点燃了自己。16天痛苦挣扎之后，她死在医院里。自焚行为被定义为“暴力抗法”，她的死没能保住自己的房子，却给房地产业抹上了血色，让倡导法治的中国法学界人士蒙受了刺激和羞辱。

北大五位教授随即要求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

这个如今千夫所指的行政法规颁行于2001年，内文开宗明义，说它的存在是“为了加强对城市房屋拆迁的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8年多来，第一和第三个目标显然顺利完成，在拆迁当事人当中，拆迁一方的利益维护得也不错，这些均可从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中看到端倪。

唯独被拆迁人深感不满。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由政府裁决。现实中，政府裁决往往有利于拆迁一方——很多情况下，拆迁一方就是政府自己。尽管如此，立法者对拆迁一方的保护还嫌不够，条例又规定，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但“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北大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和其他四位同行看来，现实中明明是“征收”——拆迁一方定价，不管被拆迁方同意与否，限时搬迁，过时强拆，条例中却避重就轻地写着“拆迁”——当事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做买卖；这掩盖了真相，歪曲了“城市发展与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关系。

《宪法》、《物权法》都规定，出于“公共利益”，政府可以征收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包括房屋。但现实中很少有人会出面解释，导致强行拆迁的房产项目是出于什么“公共利益”。这是个公开的秘密，也是中国模式的关键之一：在多数情形下，房地产业是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和“公共利益”搭不上边。但这个行业可以增加政府收入，拉动GDP增长。

并不是《拆迁条例》导致了这一切，条例只是掩护了这一切。讽刺在于，条例与《宪法》和《物权法》的冲突，没有削弱其自身，反而影响了前者、尤其是2007年10月开始实施的《物权法》的威信。

出于坚定的保护私产的理念，《物权法》的立法者从一开始就要求修改拆迁条例。这个合理的要求在现实的需要、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抵制面前，一直无法实现。唐福珍的死激起了普遍的愤怒，修改《拆迁条例》的呼声空前迫切，《物权法》的起草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轶觉得，改变的契机也许就在眼前。

当然，结果仍然要取决于艰难的政治抉择。

多年修改无下文

    《新民周刊》：最早动议要修改《拆迁条例》是什么时候？

王轶：在《物权法》起草的过程中，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修改《拆迁条例》。《物权法》审议通过后，国务院法制办委托王利明教授领导研究“《物权法》与行政执法”，主要讨论《物权法》的颁布及施行会对行政执法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课题组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主要是论证了修订《拆迁条例》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修订的具体建议，核心是区分“征收拆迁”和“协议拆迁”。

《新民周刊》：到现在为止，除了牵头的国务院法制办，中央政府的其他相关部门对《修改拆迁》条例一事有无回应？

王轶：据我所知，《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一直在研究这件事。这个法规如果修改，《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也要跟着调整。

一旦拆迁条例修改，城市拆迁的困难会大很多。那城市开发的土地从何而来？城市自身提供的土地来源少了，集体土地上的建设用地要不要进入一级市场，上市流转？《土地管理法》的修改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应该也必须上市流转。现在房价这么高，和这个有关系。而一旦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上市流转，《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就必须修改。不修改，这个法只能管理城市房地产，就不能适应城乡一体化需要。

《新民周刊》：修改将朝哪个方向修改？涉及哪些主要内容？

王轶：具体内容现在还不便透露。我希望，修改后的拆迁条例要把这些年中国社会凝聚的一些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体现出来。这些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中，两点是最重要的。

第一，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不能限制每个人的个人自由。反过来说，如果你要限制一个人的自由，必须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就拆迁而言，这是指必须区别征收拆迁和协议拆迁。征收拆迁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主体是政府，是强制购买。出于商业目的的开发，通常只能适用协议拆迁，让开发商和居民自己协商决定拆迁事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区分征收拆迁和协议拆迁。

第二，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对房地产权利人不能做类型区分，区别对待。这指的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现行的拆迁和土地管理制度是两套，城市一套，农村一套，国有土地一套，集体土地一套。最近上海和成都发生的两起强制拆迁案子（潘蓉案和唐福珍案），房子都是建在集体土地上的。今后，不管在城市还是农村，是国有土地还是集体土地，应该适用相同的拆迁法规。

不是技术问题，是政治问题

《新民周刊》：《物权法》立法过程中的公开辩论大大促进了中国社会保护私有财产的意识，影响深远，但颁布实施之后的情况让很多人失望。作为一个行政法规，拆迁条例明明与这部法有明显的巨大的冲突，不仅公然存在，还导致很多惨剧，是为什么？

王轶：拆迁问题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关系到GDP，关系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关系到地方官员的政绩，关系到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盘根错节，要修改这个条例实际上是制度性的利益调整。这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太多配套措施。所以，尽管《物权法》实施了，尽管大家都看到了其中的冲突，但是修改迟迟不能完成。

《新民周刊》：这里恐怕还关系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90年代初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激增，地方政府收入不足，卖地就成了增加政府收入的重要手段。

王轶：分税制改革是一个重要分水岭。改革之后，地方政府承担了80%的事权，但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手里没钱，他们从哪里找钱呢？卖地是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从那之后，地方官员就提出要经营城市。经营城市的主要形式是房地产开发，这导致了大量的拆迁。《拆迁条例》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

《新民周刊》：所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这个财权和事权分配不对等的格局得不到改变，现在这种房地产开发模式，包括拆迁模式，就很难改变？

王轶：中国幅员辽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中国历代政治家必须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如何保证地方有充分、合理的自主性，又能够让国家的统一得以维系，一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重要政治议题之一。 

1949年以后逐步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权力向中央政府高度集中，地方政府很弱，权力很小。1980年代的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放权，也就是中央向地方放权。这个放权的过程有波动，有曲折，有反复。1990年代实行两税制后，财政收入的大头又从地方政府转移到了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再次通过掌控财政收入和财政分配的权力，强化了自身的权力。

我们通常说的“跑部钱进”——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跑项目、要扶持，包括全国各地省、市、县政府设立的驻京办，都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种折射。

所以我说，修改拆迁条例不是一个法律事件，而是个政治决定。我们可以做法律上的技术分析，但技术调整想要取得效果，取决于社会经济制度的配套。难就难在这里。

难在牵一发而动全身

《新民周刊》：可以想象，地方官员会说，修改现行的拆迁条例会影响经济发展。实际上，中国城市化的节奏的确可能会慢下来。

王轶：中国的难处在于，这个国家还在快速发展的转型时期，因此在保护私有财产和维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必须保持一种平衡。这使得拆迁条例要留有一定的弹性。这个弹性体现在哪里呢？我认为关键是妥当界定什么是公共利益。因为《物权法》第42条第1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公民的私有财产。

但要界定什么是公共利益是非常困难的。有些符合公共利益的项目，是以商业项目的形式开发的。有些完全是商业性的行为，却又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

要用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界定一个项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做的是设计一个合理的程序。由这个程序来决定什么是公共利益。这个程序有两个环节，一个环节是公众参与，一个环节是政治决断。

公众参与的形式很多，可以是听证会，也可以是投票，让被拆迁人陈述他们的看法。但听证会不能最终决定一个项目是或者不是出于公共利益。投票也不行。假设有3000人，2999个人同意拆迁，1个人不同意，能不能根据这个投票结果决定拆迁？不能！2999个人同意，但其中每个人只能同意拆他自己的房子，他不能同意拆别人的房子。比如北京酒仙桥的动迁项目，绝大多数人同意动迁，极少数人不同意动迁，能说多数人同意就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吗？这是不对的。这等于是说，被拆迁人可以来决定什么是公共利益。

不管是拆迁人还是被拆迁人，都不能决定什么是公共利益。他们有参与的渠道，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最终决断的权力应该放在人大及其常委会这样的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

在这个价值观念和利益多元，并且常常发生冲突的背景下，必须发挥这两个机构的作用。从理论上讲，它们是超脱的、中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一方的利益的，所以在听取了各方的意见之后，再由他们来决定，项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不管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应该受到尊重。这样就能够培养起一种信仰法律的传统。

《新民周刊》：理论也许是这样，但现实可行吗？我们刚采访过一个事件。在广州番禺要建一个垃圾焚烧厂，受到了当地居民激烈的抗议，有人建议，垃圾焚烧厂建不建，建在哪里，可以由人大代表代表他的选区的居民的意见，进行讨论，再做出决定。但政府根本不接这个茬。

王轶：这就是问题所在。修改拆迁条例，看上去是个法律专业技术的问题。实际上，法律技术是相对容易的。问题的关键是政府有没有做好调整利益格局的准备。如果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即使把现行的条文修改一下，写上一些漂漂亮亮的话，也起不到实际作用。

《新民周刊》：回到征收拆迁和协议拆迁这个问题。即使是商业房地产开发，我们也往往到处发现政府的身影，怎么才能让它退出呢？

王轶：政府根本不要去管协议拆迁这一摊。协议拆迁是商业行为，协议双方自己按照《合同法》和《物权法》，自行协商即可。政府应该完全退出。

一旦将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区分开来，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拿地很快就会变得困难。因为协商拆迁需要雄厚的资金和高超的谈判技巧，不是每个企业都办得到，有一些企业会被淘汰出局，房地产行业就要重新整合。

《新民周刊》：问题是很多房地产企业根本就是政府办的企业。现在每个市县政府都有自己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甚至连街道办事处也开了房产公司。上海闵行的倒楼事件中的开发商，就是有政府股份的。

王轶：这个要回到转变政府职能这个问题上来。中国这么大，事情总是要人来做，问题是以什么身份去做。是以政府人员还是参与竞争的市场主体的身份来做。所以说，任何一个变化都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

《新民周刊》：你一再强调修改《拆迁条例》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实是描述了一种瓶颈状态，每项具体的制度安排、每一次技术性的修改，都牵涉到整个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够撬起整个地球。你觉得拆迁条例是一个合适的支点吗？

王轶：由于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极端事件不断出现，这件事受到了空前的关注，而且修订法规的门已经打开了，所以它可能成为一个契机。我对此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可能时间是一个问题，但整体的趋势是向好。

长平说：这里有一个政府官员长期遮蔽、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概念，那就是抗议。在官方认可的公共空间，抗议之不存矣久也。甚至在民间，很多人也忽略了抗议的价值。张海超让医生打开胸膛，人们说他是在“验肺”；孙中界砍断手指，人们说他是为了“自证清白”……其实验肺不必开胸，断指也无法自证清白，这些行为都是极端的抗议。唐福珍采取的是一种更加极端的抗议，也就是以死抗争。

全文点这里

最高法院不忙着去监督重庆打黑是否影响司法公正，不忙着维护宪法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不忙着促进中国的法治与进步，反而忙着管制媒体，钳制言论自由，开历史的倒车。这种行为，大大伤害了“社会公利益”，“损害了司法权威”，“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影响司法公正”。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下发《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同时，新闻媒体如果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违反法律规定的，将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规定》明确，对新闻媒体旁听案件庭审、采访报道法院工作、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提供便利。记者旁听庭审应当遵守法庭纪律，未经批准不得录音、录像和摄影。

《规定》强调，对于公开审判的案件，新闻媒体记者和公众可以旁听。有条件的审判法庭根据需要可以在旁听席中设立媒体席。

同时，《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发现新闻媒体在采访报道法院工作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新闻主管部门、新闻记者自律组织或者新闻单位等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1，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

2，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

3，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法官名誉，或者损害当事人名誉权等人格权，侵犯诉讼参与人的隐私和安全的；

4，接受一方当事人请托，歪曲事实，恶意炒作，干扰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活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

5，其他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的。

民族国家还没有做好为全球化世界全面负责的准备。WTO只是第一步。多哈回合的失败已经说明其中的政治障碍有多大。哥本哈根会议将有其历史象征价值，但减排和农业问题一样，涉及到民族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可能一步到位。谈判将会很漫长。这也是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出现之前必然的痛苦。

美国放弃了在地球变暖问题上的理念争端，使中国政府骤然失去了挡箭牌。中国政府做好了准备吗？显然，现实抽了鼓吹“大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智囊们一个大嘴巴。另一个判断是正确的：这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双重标准（忽而以“负责任的大国”示人，忽而“以发展中国家”出面。双重标准的另一个说法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失败。

结局呢？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希望看到故事的结局。这个结局也许是陈冠中的“盛世”，也许是贾雷德·戴蒙德“崩溃”，比较下来，凯文·科斯特纳的《未来水世界》也许还是最好的一个。

下面请看绿色和平组织气候谈判代表团成员李雁发自哥本哈根的报告。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延时到周六下午正式敲槌结束。诚实的讲，从周四事情开始显露失控的迹象，到大会最后成为一次名留史册的彻底溃败，没有人能完全搞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错。194个国家怎么就错过了千载难逢、一生一次的机会？每个身处漩涡中的人都忍受着震惊、挫败和困惑。

周六晚上我原本写好了一篇博客，试图逃避郁闷之情，开始理性反思。但今天上网看了一下国内的新闻，发现居然没有人讲的清楚最后两天发生了什么！多数报道非常含糊，或停留在周五下午的状态，甚至还有人以为哥本哈根会议成功了！？

不了解真相，如何开始反思？如何能避免所有人一次再次的消耗宝贵的时间、延误战机？在最后两天NGO被大量阻拦入场的信息失衡局面下，幸运的拿到了入场券的我、爱伦和小军，现在有责任站在一个相对独立和清醒的立场上向一直以来关注着哥本哈根的你们还原这个真相！虽然并没有亲身经历每一个瞬间，但我相信这将是我们三人在场内眼见耳闻汇集的一份重要史料。

2009年12月17日，周四，

我觉得事情是从周四开始发生戏剧性转折。在那之前的部长级会议没能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共识，两份主席案文上面打满了代表异议的方括号，动弹不得。而在美国的宣传和施压之下，没有人再去关注这个对全球变暖负有最大责任国家的减排目标问题，从这时开始，中国的减排信息透明问题竟然成为会议的焦点！第一周游刃有余的中国代表团开始陷入合围的被动处境。

周四，首脑峰会开始，重要国家的首脑许多提前一天抵达进入对话。人们寄希望于首脑们解决分歧最严重的问题。现在看来，这可能是一次危险的赌博。

AM：

周四，提前达到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支持发达国家整体作出长期的减排资金承诺，到2020年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并持续下去，美国将承担相当部分。在幕后沉默至今的美国这一表态，受到广泛但谨慎的欢迎（包括中国在内）——没人知道这会不会是张空头支票，以及美国下一步棋会怎么走。

这一天上午，有媒体报道说一位匿名的谈判代表透露中国人称会议只能达成一个“很短的政治宣言”，引起一场公关危机。媒体中心里传言这是美国人放出来的风。虽然中国发言人很快澄清，但事态很明显——最后的blame game大戏登场。于此同时，关于中国信息透明度的讨论进入白热化。据说中美两国在一周的公开对抗后，这一晚终于私底下找到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周四的另一个新闻，是联合国为首脑们准备的一份背景分析文件被媒体泄漏，显示出按照现在所有国家公开提过的减排承诺，包括中国印度这样的相对排放控制目标在内，全球升温将达3度。

PM：

周四晚是丹麦女王主持的首脑晚宴。传闻宴会过后法国和巴西会拿出一份三页纸的草案，邀请包括中美、欧洲等大国在内、也包括一些小岛屿国家和非洲国家在内的28位国家元首讨论。一直坚决对抗不够透明和平衡的丹麦案文的中国，对如此重要的会议只派了外交部副部长参会。有人开始猜测中美两国首脑在“较劲”。

 2009年12月18日，周五

AM

周五一早的重头戏是温总理和奥巴马总统的大会发言。温总理的措辞出乎意料得强硬——不管这次会议成不成，我们自己定的目标一定会实现，不以任何其他国家为转移！后来外交部散发的正式讲稿上，并没有这句话。而且讲话时温总理看得出非常生气……之后奥巴马的发言则火药味更浓，他干脆把某些国家的数据透明度与世界减排目标和气候资金并列来谈，暗示中国不接受信息公开是大会的主要阻碍因素。他的发言也跟公开讲稿有很多不一样。听完这剑拔弩张的遥相问答，我和爱伦面面相觑，只说得出一句话：事情不妙了。

对奥巴马就差指名道姓的攻击，据说中国代表团大为光火。在前一天就已经差不多谈妥了的情况下，这样的公开打击近乎“背信弃义”。

前一晚的“哥本哈根临时协议Copenhagen Accord”草案，周五早上在所有信息灵通的媒体和NGO之间流传。果真是政治宣言，内容很糟糕，没有发达国家的整体减排数字——只说2010年1月份各国应该提交各自的承诺，唯一值得安慰的是给出了哥本哈根之后一年的谈判时间表，并明确说2010年底要达成的是两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

看到这份草稿，所有人开始明白，无论如何一份完整的协议是无法达成了。此刻起一切将开始围绕这份政治宣言的质量旋转。

在全程对首脑发言现场进行直播的大屏幕上，我们看到中、印、南非和巴西的首脑一起出去密谈。听说温和奥巴马发言之后也谈了一次，白宫声明说“长达53分钟”，并“很有进展”。

PM：

下午三四点，惊天消息传来：奥巴马闯进了中印巴西南非的基本四国会议，跟四位新兴经济国家的领导人直接斡旋。听说他说了两遍“我能进来么？”，并直接坐下。然后听说巴西总统卢拉离开。四个小时后，奥巴马在CNN直播中宣布他与主要发展中国家达成了共识。一份全新的“临时协议”出炉。随后空军一号起飞，延长访问5个小时的温总理也终于赶赴机场回国。

晚上10点左右，我们也终于拿到了这份五国版“临时协议”。令人遗憾的是，这版比早上的28国草案更糟糕——2050年长期减排目标不再提，就连明年底要达成协议的语言也消失了。但可以看出那个闭门会议的成果：信息公开数据透明那一段写的很明白。中美都达成了共识，在很多人看来就算成了。媒体纷纷发出“哥本哈根终于形成共识”的新闻稿，各个机构迅速作出回应。相信现在很多对哥本哈根错误的乐观报道，就是从那时的新华社通稿而来。

然而，这一切还没有结束。实际上，从奥巴马宣布协议达成这一刻起，败局已定。

这样的协议，没有征求欧盟意见，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也毫不知情。欧盟和发展中国家集团分别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接受。但中美和其他发展中大国元首已经离场，没有可能再对协议内容展开讨论，这是不争的事实。

午夜前，发展中国家集团的主席——苏丹大使来到媒体中心，召集媒体宣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将不会接受这份强加的“协议”，里面既丝毫不能反映全球减排的雄心，也没有对最脆弱国家的关注。宁愿明年重头再谈。欧盟宣布他们将维持现有的20%减排目标。至此，德、法、英推高欧盟整体目标到30%的努力宣告失败。巴罗佐在发布会上苦涩自嘲：都没有人来跟我们提过这个要求。

午夜12点，公约缔约方大会闭幕式正式召开。这会议不再讨论任何具体内容，而围绕着两点进行：这份几个国家元首签署的跟联合国正式程序毫不相干的政治协议，大家要拿它怎么办？明年还怎么谈？

2009年12月19日，周六

除了坚持为自己的国家振臂高呼的马尔代夫总统以外，所有元首都飞走了。政治协议之外的100多个国家愤怒、疑惑、挫败。对于气候谈判未来命运如何的讨论持续了一整夜。我早晨7点半终于坚持不住离席打盹，一路上看到面如土色、脚步滞重的代表们面无表情的缓缓走过，恰如一个外国记者在博客上形容的：这是个活死人之夜。

谁都不敢想象最后的时刻。

欧盟看起来已经接受了现实，打算支持五国临时协议。英美强烈要求把它作为大会的一个决议保留下来。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最后这一点可怜的政治共识，是要彻底丢进垃圾桶不留一点痕迹，还是至少有一点算一点，成为艰难的选择题。拉美国家排队发言，坚决反对把它作为大会的决议。苏丹坚决要求不在大会决议里提一个字。马尔代夫则夹在中间，恳求通过某种形式保留住这个共识，里面至少有可以立即执行的300亿美元。

早上12点回到会场，正赶上大会将要得出结论。在最后的决议文件里，写到“注意到哥本哈根临时协议”，并把它放在附件里供参考。

下午3点左右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的会议也在一片死气沉沉中结束了。可惜的是，这么长久的艰辛和期望，到了最后，只落在两页薄薄的决议上：大意是，明年接着谈，到墨西哥的16次大会汇报结果。但会有什么结果、是否是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只字未提。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筋疲力尽的旋转三天之后，终于到底。

耳闻大会结束的锤声，面对全球亟需的气候保护协议的流产，没有人哭泣，出奇的安静。全球变暖不会因此而停止，气候谈判也并不以为为终结点。巨大的失败带来的是巨大的震撼，来不及调动个人感情。

我一直在想，未来人们会如何落笔书写这两天。昨晚，走在积雪的哥本哈根街头，我开始相信历史会铭记这一天。194个国家、120位国家元首、2万5千参会代表、数十万、乃至上百万走上哥本哈根和全球街头的志愿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认真奋斗过。我们有了几乎能想象到的最好的条件，最终却仍被分歧隔绝在世界的彼端。一定有什么深层次的思考和决定尚未发生。这样的两周，在每一个国家都会留下痕迹，带来一些改变。只是此时此地，身处历史中的我们尚不能明白。

下一步是冷静反思，坚定决心。

作者：李雁

【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学环境出身、研究生毕业后顺理成章的去环保局工作，两年后怀揣对全球变暖的一腔兴趣投奔绿色和平。现在主要负责气候政策、影响等工作，2007年到2008年作为绿色和平国际气候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参加巴厘岛、波兹南等各次谈判会议】

优客李林：黄丝带（点击收听）
作曲:李驥
編曲:Tony Smith
填詞:李驥

站在面無表情灰色叢林中　面對冷默的你
也許等待的我不能再讓妳感動　將離開的妳教我不知該怎麼做
好久以前這樣的心情也曾有過　年少的輕狂曾經讓妳走出我心中
現在妳已將一切帶走　我想這一次我也失去所有

等待妳的我的心還在守候　
守候對我冷默的妳的眼會回頭看我
離開我的妳的背影是否聽見我　
我的愛妳的心在門口守候

石扉客兄整理的三篇关于重庆打黑的言论

长平：断裂中的重庆打黑

重庆国宣传部官员：为文强无罪辩护就是吃屎

王建勋：律师不是政客，无需顾大局

     FOR 南方都市报                                                       漫画：徐简

        经过10年的努力，《财经》已经变成中国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和那些以商业模式和新技术改变中国经济的企业家——马云、马化腾、丁磊等等——相比，胡舒立的重要性在于，她展示了媒体的另一种力量，不仅满足于发布信息，观察和记录事态，还能够揭露和批评。这种力量甚至能够推动事态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财经》显示了一种可能：和政客与企业家相比，媒体也是一种权力；它能够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进而改变世界本身。

《财经》的成功让我们重温了一个老得掉牙的道理：有价值的东西永远是稀缺的。中国并不缺少媒体，也不缺少财经媒体，有一些甚至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市场效应，但在《财经》之前，没有哪家媒体可以像它那样，如此逼近权力运作的系统本身。

它的标准很高。对庄家操纵股市的报道，对SARS和陈良宇案的报道，对鲁能改制的报道，以及每年的财经年会，都能说明《财经》的稀缺。以前人们只能依靠外媒和地摊文学来揣测这一切。《财经》也充满了中国特色：谁都知道，那是灰色的、布满暗礁和水雷的领域，在过去的10年中，除了胡舒立，极少有人有过这样的尝试，并且能够以优雅的身姿全身而退。

这甚至给《财经》和胡舒立本人带来了一种神秘感。这种神秘感有助于媒体的市场表现。当你被看作是权力游戏的一部分，你的市场价值就是对权力的估价，而在一个不自由的市场里，权力——不管哪一种——都是无价的。《财经》获得良好的市场回报，又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

胡舒立和她的团队致力于在中国传播一种产权清晰和按照贡献取酬的自由市场哲学，最终却苦涩地重蹈了他们自己亲手总结过的覆辙，的确是一个悲剧。但这仅仅是悲剧的开场，而不是其高潮部分。胡舒立离职之后，许多传言开始浮出水面，网络上流传着几篇耸人听闻的文章（其中有一篇的标题是：别迷姐，姐只是个传说），有些是对胡舒立的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攻击，另有一些则指责胡舒立强势逼宫，为了个人的利益，背叛了王波明和《财经》的主办方“联办”，也耽误了《财经》及其采编团队的前途。这两种反应很有代表性，但并不值得关注。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有杂志、有网站、有论坛、有记者奖学金和央行行长专访的《财经》，是媒体经营的样板，为什么这个样板只存在了10年，又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做媒体不是做衬衫皮鞋，要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必须进入被严格垄断的信息领域。这个领域的准入标准说不清道不明，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说，其特点是产权不清，交易成本无限高。《财经》和胡舒立给市场神秘的感觉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带有神秘气息的《财经》和胡舒立，才和这个不自由的市场的游戏规则高度契合。

《财经》和胡舒立头上的神秘光环温习并且巩固了一种市场印象：谁敢于质疑权力，谁就是权力的一部分。事实证明，这种神秘感是一把双刃剑。147名采编团队集体辞职的时候，他们的行为被解释成一次平常的薪酬纠纷。《财经》的神话破灭了。

其实，胡舒立离开《财经》的原因，正如《财经》成功的原因一样，从来没有被清晰地表述过。但一切已经不再重要。苦苦等待的刊号没有如期到来，那个不自由的市场已经显示出了其残酷的一面，对胡舒立怀有眷念的人们要问的是，有一个理想和才干兼备的团队，胡舒立能否复制《财经》的成功？

或许，复制《财经》并不是胡舒立的愿望。她——不光是她——需要走一条新的路，一条毫无神秘可言、也更难走的新路。

居民代表是一种有意思的居民。11月23号番禺市民在广州市政府门前散布的时候，有一些被称作居民代表的居民，自称代表居民，向番禺区政府反映意见，并且在现场看到了番禺区的区长，第二天的番禺日报说，代表们对此深表惊奇（的确，该报没好意思说他们倍感幸福）。

后来丽江花园的业主巴索风云提议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到该小区，与居民座谈垃圾分类。谭应华接受了这个邀请，但倡议人巴索风云本人没能成为居民代表。因为他的房产证上写着他姐姐的名字（虽然他在这里生活了10年），有人认为他不能算丽江花园的居民，所以不能代表居民的民意，所以没有成为居民代表的资格。鉴于这个原因，其他31名居民代表也放弃了与区委书记见面的机会。 

  这里是南方都市报今天的报道：邀见谭书记 难见谭书记。里面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谭书记是不是受邀请来的？我作为邀请函的发出者，为什么不能参加会议？参会居民代表到底是由谁定出来的？”他向居委会龙主任发问道。

“这些都是由政府定的。”对此，龙主任回答说：“人家请吃饭，我只是一个发请柬的人。”

我很期待明天的番禺日报对同一事件的报道。

潘正权是德阳地震局的预报员，他不到退休年龄，但已经于上月提前四年退休。这让人费解。因为在汶川地震之前，他是极少数对这次地震做出预报，极力呼吁四川省地震局重视此事的预报员。当然，他的呼声如泥牛入海，并无回音。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翟明磊曾经是南方周末记者。据他调查：

国家地震局与四川地震局称汶川地震没有预报，很难预测，这个谎言被一个小小的德阳地震局预报员所打破。这是汶川地震中从龙门山地震带发出的唯一一张地震会商卡，也是龙门山带唯一的短临预报。这也是事后四川省地局反思材料中确认的唯一报宏观异常的两个台站之一。

也是四川省地震局唯一的一份三要素齐全的预报。

这个预报时间准确：五月，震级偏小，汶川实际发生为8级地震，报的区域与实际震源相交，小金南地区也是受灾区。这样的预报如果及时防范可大大减少地震损失。这样的预报被中国地震预报权威，地震局局长陈建民的老师汪成民称为正确预报。（不精确，但判断正确）

令人吃惊的是，四川省地震局没有任何反应。

壹报连续为抬抬女,冯正虎,被自杀副市长鸣不平,有友人说壹报可改为打抱不平报了。的确壹报以公民教育为主线,打抱不平只是偶尔为之。不过，这一期壹报不得不继续打抱不平，这一不公正事件不仅因为是由于壹报的报道而引起。另重要的是这种不公有可能导致汶川悲剧重演。

潘正权，德阳地震局的预报员，仅仅因为他正确预报了汶川地震，并通过壹报向外界公开了汶川预报的真相，受到领导报复，于上月被逼提前四年退休，离开了心爱的地震预报岗位。

国家地震局与四川地震局称汶川地震没有预报，很难预测，这个谎言被一个小小的德阳地震局预报员所打破。

潘正权是一位成功预报过汉旺地震(被写入官方的《中国震例》)有三十五年地震预报经验的老预报员。2008年3月19日，潘正权得知下面什邡马井镇万兴社区去年十二月份之后出现井水变色。而且水里有青霉素味。潘正权立即在现场调查，并警觉地回想起松潘地震时同样的事情发生过。得出初步结论：隐藏断裂活动引起地下物质渗溢，引起水变色变味，属于地震宏观异常。

潘正权向省地震局报告这一异常后，省地震局置之不理。情急之下，4月16日潘正权打破阻挠用德阳地震局的名义正式下发文件，宣布德阳地面出现地震宏观异常。这份德阳地震局十八号文件送到市府市委三十个部门，并同抄送给省地震局。

省地震局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上报，也没下来核实。

左等右等。4月30号德阳地震区金河台数字倾斜，GL值马尔康小金间出现异常。潘正权明白这不是开玩笑了。当天他填写了正式的标准会商卡。

“确定小金南地区为震区。震级五级。依据为水井，电磁波，倾斜，小震活动分析。时间为5月”。

这是汶川地震中从龙门山地震带发出的唯一一张地震会商卡，也是龙门山带唯一的短临预报。这也是事后四川省地局反思材料中确认的唯一报宏观异常的两个台站之一。

也是四川省地震局唯一的一份三要素齐全的预报。

这个预报时间准确：五月，震级偏小，汶川实际发生为8级地震，报的区域与实际震源相交，小金南地区也是受灾区。这样的预报如果及时防范可大大减少地震损失。这样的预报被中国地震预报权威，地震局局长陈建民的老师汪成民称为正确预报。（不精确，但判断正确）

令人吃惊的是，四川省地震局没有任何反应。

5月6日，就是在汶川地震前六天，潘正权发现金河台数据增加三倍，确定无异的地震前征，潘正权又一次上报四川地震局。

省地震局同样不做任何反应。

一场死亡八万余人的大地震就发生了。5月12日。

四川地震局失职！

四川省局的人在反思会上说“潘正权你是提过意见，但你说的是五级和八级相差两级。”潘正权大声说“总比你们不划圈圈，连个龙门山监视区都不画好些吧！我是黑屋子摸门，起码说有地震，你们连有都没有。”

听了潘的话。总结时，四川省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程万正哭了，而且哭了好几回。

原来地震局发现唯一在局里龙门山地震带提出三要素的只有潘正权，唯一报异常的是潘正权。可是一切都迟了，迟了！

2009年5月，潘正权不顾不明人士的威胁，（威胁是手机匿名短信，原文公布如下：“ 这里面牵涉到上面对整个地震预报的处理，你一定不要开腔，要小心。 ”）勇敢地接受了我的采访，在公民网络媒体壹报公开汶川地震预测真相。称四川省地震局不上报不核查是不作为行为。

文章发表后，潘正权受到极大压力。德阳地震局局长警告潘正权，“我们已经调查过了，翟明磊不是记者，你私自接受他采访是非法行为！”并且要潘正权停职检查。一天，潘正权面前坐着德阳市地震局正副五位局长，逼迫潘打电话给我要求撤下文章。我拒绝无理要求，并称，在网络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世界范围内的众多文明国家，任何公民都有权对公共事务进行调查，不需要记者证。我是博客不归中宣部管，你们无权要求我撤稿。

最后为了保护潘正权免受开除失业的命运，我做了部分退让，删去德阳地震局局长装修办公室买轿车等三句话，以免潘得罪顶头上司。

让步后，德阳地震局局长得寸进尺，要求全文删除。我让潘正权转告，你局长没有权利要求一个公民撤回他的博客文章。并且这个文章是事实的报道。我要求与局长直接通话，他拒绝。我只有请潘转告我的一句话：局长先生，潘正权正确预报汶川地震是国宝。保护国宝，你就是有功之臣，迫害国宝你就是有罪之人。请权衡之。

由于潘正权告知是在国家地震局邀请的全国会议上接我的采访。所以德阳地震局没有贸然开除潘。

但自从我汶川地震预测真相系列文章在壹报发表后，局里实际让潘正权处于无事可干的“停职”状态（没有停职的名义，实际上却靠边站）。不能做地震预测分析，甚至不能参加县里的会议，各种参观也不允许。潘，这样一个资深的预报员竟无事可干。

这样的状态持续三个月后，德阳市地震局于九月份打了报告，10月29日批准，强迫潘正权退休。而潘正权正常退休应当在2013年，整整提前了四年。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地震守望者离开了他的岗位。

“这是不公正的，与我揭开了汶川地震预测真相有关！我们的一位副局长，就是那位嘲笑我地震预报有什么用，就是他，擅自撤掉了德阳地震局一个关键台站，导致地震预测困难。这样的副局长竟然升一级当调研员！而我一个国家地震局被认为是有功之人被提前退休！这公平吗？”

我问潘正权：“你后悔吗？后悔向壹报公开汶川预测真相吗？”

潘大声说：“我绝不后悔！汪成民说：八万人的死应当换来几句真话，我不过是说了真话而已。我不后悔，因为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一样东西是编造的。2008年2月就发出警告了，地震带我都是圈出来的。”

更可笑的是，被迫退休后，德阳市地震局局长还让潘正权写保证书，不要上访，不要上告。潘告诉我，面对这种屈辱，“我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被迫签了这个保证书，这也是他退休后没有及时向外界公布的原因。

然而他的地震界的朋友们为他打抱不平：“你怕什么。地震预测三十五年，他们还让你做一个主任科员，好比乞丐再沦落也不过是叫花子！”于是潘正权鼓足勇气向壹报诉说。

他一口气说了下去！

“官方太黑了，不想干了，是真的。我养老算了，不要管地震了。在这个环境下，地震预测没办法干。干事的人太艰辛了。现在地震局开一个研讨会没人来，开一个有发礼品的会局长副局长都会来。我以地震局名义发布的防震文件，宣布有宏观异常，局长看了非常生气，要求我删了，而且要我把电脑里的也删了。96年以后就给我穿小鞋，2009年五月，我接受你采访揭发汶川预测真相后，他们就实际上停了我的职，也就是不让参与业务活动，甚至连下面的县的地震会议都不让我参加，甚至连参观的会都不让我参加，我等于没事干。

99年我就成功预测了汉旺地震。我们的局长是原来政协副秘书长。两个副局长一个以前是武装部部长，一个是管理科科长都不懂地震。咋个搞。啥子都不让你干，怎么干？只有退休，退休还能提一级，副县级，多拿几百元。”

我问“你家里人怎么看？”他的回答出乎意外。

“我夫人非常欢迎我退休，她说你老得罪人，哪一天被杀了都不知道。”

512地震，德阳市做得非常完美，这里有一份我的功劳，他们做得太过分。我的功劳是有证可查，有史可查的，我尽了力，国家地震局与四川省地震局的反思材料写得清清楚楚。德阳是报了宏观异常的。”

最后他用绝望的声音反复地说：

“ 我下课，我没有办法，我下课，我有什么办法？”

我深深感到一个地震基层工作者的屈辱，辛酸，虽然在电话里看不到潘的面孔，但从他有些梗咽的话语知道，他已心灰意冷了。

我请他尽最后的努力为中国地震预测的未来做建言。潘说：“中国地震系统是上下脱节。国家地震局眼里看不起地方上的群测群防，对基层专家深入认识程度不够。强祖基院士的一个女研究生在我这儿学习了一个月。反而是院士还尊重我一些。为什么说四川省地震局有严重的责任要追查呢？汶川震后，我收集龙门地区36个县材料，全部存在气象上的宏观异常。

2月14日，都江堰出现了二百多群震有的达到三级可感。成都市地震局副局长洪时中在都江堰电视台反复地播：“都江堰不会发生唐山这样的大地震！”地震局应当负责任。首先四川省地震局是收到我宏观异常的，他们既没有往上报，也没有下来查。你如果来查了，上报了，没查出来，或没人管，那是水平问题，而不是态度问题。”

我说一句最后的实话：现在的人还把持着领导岗位，汶川这样的悲剧还要出现。”

采访中一位地震界的权威预测者向壹报提出质疑，国家地震局四川地震局不是最迷信小震闹，大震到。这会怎么打马虎眼说是没有大震？这二百多次都江堰小震也被死死掩盖，四川省地震局对外称汶川地震没有一点前震，无法预测。

是的，这些判断失误，不作为的领导者没有受到任何处置，反而让有功之臣受过。四川省地震局黑白颠倒。历来是先进工作者的潘正权，因为预报了汶川地震，得罪了四川省地震局，2008年没有评上先进工作者。2009年被迫提前退休。

唐山地震一幕仿佛又重演了。预报唐山要地震的耿庆国，汪成民被审查，靠边站，主张华北无大震的某负责人反而脱离责任，青云直上。在地震界这种劣币淘汰良币的现象已不止一次发生过了。

做为全程报道地震预测的公民记者，我认为四川省地震局与德阳地震局需要一场人事地震，撤换在汶川预测中不负责任的官员。古人将震卦写成上中各两小横，最下一长横，（相同的两个符号叠加）意为阴气太重，阳气压在下面不得抒发，小人得重位，君子被挤下台。古人认为地震是与政治有关的。这一震卦作为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标识。起码在中国地震界，这一震卦名符其实。

另有北京专家向壹报反映，汶川地震后，四川省地震局本应彻底反思寻找原因，当时中央组织北京专家来四川考察现场。四川省地震局不出面，迎接他们的竟是旅行社导游，在一些点上是走马观花拍照，并不能与当地百姓深入了解实情。有一些专家愤怒地脱开这种走形式的考察团留下来自己调查。

在这些专家中，潘正权是唯一用脚走完考察全程的人。

后记：尽管壹报做的是正确的报道，尽管潘正权表示绝不后悔接受了壹报的采访，但我仍为壹报的报道导致潘正权先生提前退休受到污辱与损害而深深内疚。我也非常赞同艾晓明老师说的媒体对被报道者不应当是消费者的心态，消费他的好消息，坏消息。然后置之不理。因此壹报会极力维护潘正权的合法权益，并向各公众媒体呼吁维护一个优秀地震预测者的尊严与利益。壹报会竭尽所能。也请大家相助。的确如果这样的正确预报员仅仅因为他仗义执言就被下课，未来谁敢做真正的地震预报？不预报地震的没事，还有功，预报的反而受过，受辱，受伤有这样不公平的事吗？这样下去，下一个大地震，谁还敢象潘正权一样大声预测呢？我们的安全又何在呢？

我还呼吁，哀莫大 ??心死的潘正权先生不要放弃希望，坚持预测，民间总会有有识之士支持你的！

附文：

请对地震预测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务必读一下以下文章：可详细了解潘正权在汶川预测中关键作用与他遭受的各种离奇的不公。各种图表科学证据也在此文中。

汶川地震预测真相之四：汶川震前曾有地震预报会商卡！没人理睬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3a46a928e8583efb

回忆起和李庄见面的时候，龚刚模说：

他说话的时候

表现出一种暗示的语言和语气

并且有那种眨眼睛的过程暗示我

如果没有第一句话（“他问我被刑逼供了没有被打没有”），我以为他在写一封情书。

@lamfield即便李庄是丐帮的彭长老，能用眼神控制自己的客户，重庆警方也需要像黄蓉那样，拿出证据来，证明李庄修炼过摄魂大法的秘术。
@lamfield 李庄是不是好人是价值问题，李庄有没有干坏事是法律问题。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面临法律问题时，人人都需要公平公开公正的法律程序，来保证自己的合法权利。
@lamfield 在打黑运动，重庆警方中是否有计划、有组织地阻挠律师行使法律赋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辩护权？检方是否按照法律规定与嫌疑人的辩护律师交换证据？犯罪嫌疑人的各项公民权利有没有得到尊重和保护？这些事实与龚刚模的律师李庄是否违法毫无关系。

据说作者只有22。这孩子常识真丰富。

作者: 老虎

在中国经常听到这种说法：中国之所以穷是因为人口太多。我一直觉得会这样想的人其实挺弱智的，所以我就请教别人，你们这个逻辑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对方大惊：“妈呀，这个你都不知道啊？你想想看，只有一个馒头，一个人吃可以吃整份，两个人就吃就只能吃半份，当然是人越多越穷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馒头不是人生产出来的，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本来应该是人越多创造的财富就越多，而他就觉得人多了，社会总财富还不变，那请问多出来的那些人到底是干吗的，难道都是饭桶？还有另一种说法：“1个人管3个人和1个人管300个人，你说哪个容易？”你看这傻B还会用反问句，他说得好象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人数一样多。实际上，中国是每25个人里就有一个政府官员，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怎么样，但一个官员总不会连25个人都管不过来吧，除非他的智商低于25。

这两种说法追根结底，其本质都是一样的：缺乏公民意识。这些人从来就意识不到这个国家的财富其实是他们自己一手创造出来的，所以经常有如下的弱智说法：“党白养你这么多年”；“祖国就像一个人的母亲”。事实上明明是我纳税养活一些傻B，而且地球上是先有人才有国家的，怎么国家反过来变成人的母亲了？至于一些人会说出 “一个人管三个、一个人管300个” 这种话，那是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真正的管理者，那就是皇帝老子。人多难管，那把中国拆成几块不就行了吗？我这么一说，那边更是大怒：“你竟敢分裂祖国！”小国他说分裂，大国他又嫌人多难管，真是难伺候。

还有人说是“人越多，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就越少”。相对而言，这种说法要靠谱得多，看起来好象挺有道理的，但你一作横向对比，发现又不是那么回事。单说人口密度，中国为每平方公里136人，在世界上也不过排名第54位，前面还有印度328人，日本337人，比利时339人，荷兰395人，韩国491人，台湾636人。而美国的人口密度为30人，世界排位143，往下数有委内瑞拉27人，老挝26人，苏丹16人，土库曼17人，蒙古1人。一个人占一平方公里，够得上地广人稀了吧？还不是穷光蛋。有人说“中国有大片没人住的沙漠和草原”，搞得好象全世界的沙漠草原全都集中在中国一样了，其实你把中国四分之三的国土割掉，把人口全部集中在剩下那一小块里，咱们的人口密度还是赶不上台湾。还嫌割得不够多？那就把领土割掉90%，这样中国的人口密度一跃成为1360人，够大了吧？结果往上数还有香港6317人，新加坡6389人，至于澳门每平方公里就有17684人，你就是把中国的领土割掉99%，还是比不过人家。

这么一对比下来你就发现，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跟人口密度根本就没什么关系，但就中国人的直观感受来看，中国的人口好象确实是多得不像样，而且严重影响到了日常生活。比如说过年时你到火车上去看看，车厢里叠着的全是些软体动物，那会儿你就压根感受不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其实都不用上火车，站在火车站外面瞄一眼就知道了，但这时候你为什么光想到人多，没想到是铁路的运营能力太差呢？中国的铁路长度虽然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但实际上就只比我们的邻国印度多了一丁点，而印度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美国的国土面积跟中国相当，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铁路长度却是中国的三倍。把中国的铁路全拆了发给中国人，每个人只能分到5.5厘米那么长，卖废铁都不值几块钱，世界排名接近两百。中国的公路长度甚至还不如印度，但是――全世界70%的收费公路都在中国。

事实上，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高达5万亿人民币，其中公款消费、公车消费、公费旅游这“三公” 就要耗掉9000亿，行政支出比例高达19%，是美国的2倍，英国的4.5倍，日本的8倍。这还都是官方数字，具体是多少，“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我们的政府哪怕稍微节俭那么一丁点，医疗、教育，哪个问题解决不了？咱们的政府哪怕清廉那么一丁点，中国人民还会买不起房吗？”人口论“ 只不过是政府的借口，是政府做得太差，找这么个借口推脱自己的责任而已。阿拉伯人穷，他们说是因为以色列。朝鲜人穷，他们说是因为美帝的制裁。那么大一个国家，就算真被制裁了，难道连粮食自给自足都做不到？明显是扯淡。咱们中国则喜欢说人多，然后再搞个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工作又能养活一大票人。50年前，中国的人口只有6亿，这样总够少了吧――结果某人一时兴起，还不是一下就饿死了百分之五。

 围绕垃圾焚烧的争论告一段落。广州市政府选择暂停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以平息争议和一桩丑闻。

但不是每个抗议者都感到喜悦。用“散步”方式抗议垃圾焚烧的市民中，除了反对在番禺建厂的当地居民，还有白云区永兴村的村民。永兴村是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广州第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所在地，他们要求调查该村畸高的癌症发病率与垃圾焚烧厂的关系，并暂停建设焚烧厂的二期工程。但这种的呼声被遗忘了。

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在遗忘中生病，然后死去。

在这个信息社会，表达、行动的能力和信息检索、信息发布的能力，是成正比的。最先反对在番禺建垃圾焚烧厂的是会江村周边的小区居民，他们生活的地方距离焚烧厂在三公里左右，但是比距离焚烧厂三百米远的村民更早了解项目的进度，更早开始搜集和分析有关垃圾焚烧的信息，也更早采取了抗议行动。他们开着私家车奔赴永兴村，走访村民，了解那里的癌症发病率，检查了垃圾焚烧厂的废渣，最后得出结论，垃圾焚烧厂并不像广州市政府说的那样清洁无害。11月23号，他们自发前往广州市城管委上访，整个过程克制有序，观点有力，一些业主还熟练地利用互联网工具发布信息，使这件事变成了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凡此种种，都表现出了良好的市民精神。

上访人群之间的差别如此明显，以业主身份参加上访的媒体人长平回忆说，一位来自会江村的老人，在广州市政府门前跪了一个多小时，他感到，“跟番禺小区的居民相比，村民们的抗议更加沉重”，“除了策略的不同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李坑遭受的污染，会江面临的威胁，都更加迫近”。

抗议方式的差别，其实并非由于威胁的迫近程度不同，而是源自市民和农民的区别。前者掌握更多的资源，更熟悉信息社会里的动员技巧，更懂得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他们相比，后者即使面临更加迫近的威胁，也只能选择下跪这样沉重而无可奈何的方式。

但更加沉重的抗议方式不一定更受关注。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照旧如火如荼地进行。这很不合情理，如同一种药物被发现有问题，新药停产了，但已经生产的药非但不召回，还继续开给患者，让他们吃进了肚子。

永兴村的村民持有一份“关于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前后的李坑（永兴村）村民癌症统计数据”，这份数据说，从1993年到2005年，永兴村只确认有9名癌症死亡病例，其中2例为呼吸系统癌症，占全部癌症病例的22.2%；而垃圾焚烧发电厂2005年试运营以来到2009年10月，该村共有62例癌症病例（42例已死亡），其中45例为呼吸系统癌症，占全部癌症病例的72.6%。数据的指向很明显，垃圾焚烧厂与周边居民畸高的癌症、尤其是呼吸系统癌症发病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这些数据不是出自永兴村的村民之手，而是番禺的小区业主调查出来的，所以，调查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就不会让人感到意外：“以上所有事实证明垃圾焚烧发电厂对我们周边的群众是有害处的，我们身为附近的群众为了公众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着想，要做出有力的反对在番禺大石建焚烧垃圾发电厂，要求政府还我们美好的生活环境。”

这个结论没有把永兴村民的诉求包括在内，那些不幸罹患癌症的村民的遭遇，只是番禺市民反对兴建垃圾焚烧厂的一个论据。从市民维权的角度来看，这也许无可厚非，但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其中的欠缺是显而易见的。

市民维权专注于本社区的利益，很容易推导出一种意见：垃圾焚烧厂只要不建在番禺，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而公民却从别人的痛苦中发现自己的不幸：只要权力不受制约，就会以公共利益为名寻求私利，届时，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反对垃圾焚烧厂——不管是即将建设还是在建——的维权活动本来是一个整体，现在却分裂成了两个不相关联的部分，一个在番禺，一个在白云。番禺的市民与永兴村的农民同呼吸（垃圾焚烧的废气），却不能共命运，前者潜在的威胁吸引了所有的目光，而后者迫近的污染被无情地遗忘了。

媒体质疑番禺项目背后的利益纠葛，质疑政府在番禺项目中缺乏公平中立的立场，却放弃了监督政府在永兴村的失职。番禺的业主有机会指出：在番禺听取公众意见是环卫局的法定义务，在白云进行医学调查是卫生局的法定义务；谁没有这样做，谁就要承担责任。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番禺的垃圾焚烧厂缓建了，人们从街头回到各自家中，听任永兴村村民在病痛中死去。这样的维权运动给人一种印象：一切只是相对强势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

一次缺乏公民精神的社会运动里，偏狭的社区利益最终置换了“公共利益”。番禺区会江村距离白云区永兴村30公里。在寻求更好的生活的路上，这段距离需要、却没有被超越。这30公里路程，见证了从市民到公民的落差。

海明威曾经引用过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一首诗，这首诗说：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冲掉一块，

欧洲就减小，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

不错，如果因为相隔30公里就坐视邻人的不幸，丧钟就会为你而鸣。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宪法》看上去活着，其实已经死了；《物权法》也差不多。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物权法》和《宪法》冲突，依然存在八年，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谁都知道，根本不是什么法律问题。

       政府卖地给开发商，然后盖房子（既可以是豪华办公楼，也可以是特供公务员的豪华经适房），拉动GDP，因为政绩升迁，一举两得；开发商从政府那里买地，然后盖房子，卖掉这些房子可以赚一笔钱，还可以制造一批房奴，反过来为社会稳定（其实是政府稳定）做贡献，也是一举两得。拆迁户有的被迫自焚了，像成都的唐福珍，或者被抓起来，像上海的潘蓉，房子照拆，拆完还得买，一出一进，不仅搭上了老房子，还得搭上全部的积蓄，可谓一举两失。

        这样血淋淋的赔本买卖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遍地开花，你还要硬说这是法律技术问题，就太侮辱人啦。

        我不太看好五教授的工作，原因不是别的。有些国家有《宪法》，人民却没有《宪法》规定的各种权利，所以法律条文只是一种文字游戏。即使有一天，《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死了（像《收容遣送条例》一样），也还会阴魂不散，借尸还魂，继续活在人间。

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之中，在这一进程中，因拆迁而引发的各类矛盾、冲突、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被拆迁人自焚、当事人与政府对峙等极端事件。这些事件不仅有损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激化了民众与政府的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房屋拆迁及其所引发的种种矛盾，已经成为公众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 我们注意到，各级政府对房屋拆迁所引发的各种问题是高度重视的，也采取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措施。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房屋拆迁及其引发的各种问题，需要从制度上反思，需要标本兼治。如果不能从制度源头上处理好城市发展的公共需求与公民财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房屋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将会进一步加剧，以至严重影响改革、发展（包括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长期从事法律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学者，我们高度认同和支持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战略，都强调国家对公民包括私有财产权在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我们认为：国务院2001年6月6日颁布、2001年11月1日开始施行并沿用至今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与《宪法》、《物权法》、《房地产管理法》保护公民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原则和具体规定存在抵触，这导致了城市发展与私有财产权保护两者间关系的扭曲。立法机关应以法制协调统一原则为基础，对《条例》进行审查，以建立合法、公平、公正的房屋拆迁法律关系。

为此，依据《立法法》第90条第2款赋予公民的权利，我们郑重提出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具体依据和理由如下：

一、依据宪法和法律，补偿是征收合法有效的构成要件，应当在房屋拆迁之前完成，而《条例》却将本应在征收阶段完成的补偿问题延至拆迁阶段解决

《宪法》（2004年修正后）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物权法》（2007年颁布）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修正后）第6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据此，要通过征收获得公民房屋的所有权，必须具备三个法定条件，亦即必须满足三个标准：（1）“为了公共利益”；（2）“依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3）“给予补偿”。

可见，补偿是征收的构成要件之一，未依法补偿，对房屋所有权及相应土地使用权的征收程序就没有完成；而征收没有完成，就不能进行拆迁。但《条例》第三章“拆迁补偿与安置”对房屋拆迁补偿作出的具体规定将补偿与对房屋的征收分开了，将补偿作为拆迁程序的一部分，这实质上就是将本应在征收阶段解决的补偿问题延至拆迁阶段解决，这与上述《宪法》、《物权法》及《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存在抵触。

二、依据宪法和法律，征收、补偿主体应该是国家，征收补偿法律关系应该是行政法律关系；而《条例》却将补偿主体定位为拆迁人，将拆迁补偿关系界定成民事法律关系

依据上述《宪法》第13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的规定，征收、补偿的主体都是国家，征收与补偿应该在同一阶段由国家来完成。但是，《条例》第4条规定：“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第13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22条第1款规定：“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可见，《条例》规定的补偿主体为“拆迁人”。而根据《条例》第4条第2款的规定，实施补偿的拆迁人是“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而不是代表国家实施征收的主体。

依据《宪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家依据公共利益需要，在依法补偿的前提下，对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实施征收。因此，征收、补偿法律关系完全是行政法律关系，必须遵守依法行政的要求。但是，《条例》不仅把补偿主体定位为拆迁人，而且，基于这样的定位，把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订立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界定成民事法律关系。《条例》第15条规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 《条例》第16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正是由于这些规定对征收补偿法律关系的界定错误，致使一些地方政府在实际运作中只征收、不补偿，而把补偿这一核心问题和矛盾推到拆迁阶段，从而引发了大量的暴力拆迁、强制拆迁。可见，要解决当前拆迁引发的严重社会矛盾，必须废止或修改《条例》关于拆迁主体、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等与《宪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相抵触的上述条款。

三、依据宪法和法律，对单位、个人房屋进行拆迁，必须先依法对房屋进行征收，而《条例》却授权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没有依法征收的前提下就可给予拆迁人拆迁许可

依据上述《宪法》第13条、《物权法》第42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的明确规定，要对单位、个人合法所有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拆迁，首先必须要对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依法进行征收。

然而，《条例》并没有将房屋征收作为拆迁的前提。《条例》第7条规定：“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四）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五）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由此可见，拆迁人获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并不需要以政府已经完成对单位、个人合法拥有的房屋的征收为前提。换言之，在房屋仍然属于单位、个人合法所有的时候，拆迁人就可依据这些与征收程序毫无关联的文件，取得拆除房屋的资格。这是与《宪法》、《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相抵触的。

《条例》自2001年颁布施行起，历经八年，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其应有作用，但其原有框架已经不再适应宪法、法律以及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如上所述，《条例》与《宪法》、《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存在重大抵触，使得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无法得到有效落实，损害了社会主义法制统一与尊严，成为引发大量拆迁冲突与矛盾、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因素之一。

为此，我们依据《立法法》第90条第2款、第87条、第88条之规定，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条例》存在的与“与上位法冲突”的问题进行审查。如确认《条例》有关条款确实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应依据《立法法》第88条予以撤销，或根据《立法法》第91条，由人大专门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对《条例》自行修改。此外，我们也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我国城乡领域的征收、补偿、拆迁问题进行综合调查研究，在条件成熟时尽快出台土地征收（包括土地所有权征收与土地使用权征收）和房屋拆迁法，统一解决征收、拆迁的条件、程序、补偿、安置标准与争议裁决及救济机制的全盘法律问题。

此致

敬礼

建议人：

沈　岿，北京大学法学院

王锡锌，北京大学法学院

陈端洪，北京大学法学院

钱明星，北京大学法学院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

2009年12月7日

1.深圳百余民工疑患尘肺检查遭拒 1人已死亡

2. 河南农民工开胸验肺

王鸿举说：在辞去人大任命的职务时，本人是不是一定要到场宣读辞职报告，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我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光国同志提出，要到场宣读辞职报告。现在我争取到了这个机会。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市政府是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我到市人大来提出辞职报告，既是要表示对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我工作支持的感谢，同时也是对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表示我的尊重。我思考了一下，还是决定亲自到会场来，不来不足以表达我对人大的敬意。

报道点这里

宣传部执行公务就能限制人身自由吗？

——致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的一封公开信

李书记：

你好！

       祝贺你的辖区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7天前，你辖区内的一位女士，因为拆迁而自焚身亡！

      7天后，12月6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公民，光天化日之下，我在贵市新都区三河镇，被金牛区宣传部的四名公务人员，限制人身自由几十分钟，最后拨打110报警才得以解围。

      这件事，让人愤懑、屈辱和震惊，同时，也人产生深深的忧虑：在1000多万人口号的成都，还能保障普通人的安全和自由吗？

      现在，我向你讲述事情的经过：

       12月6日下午13点左右，我从金牛区金华村乘车到了临近的新都区三河镇复印东西，在三河镇政府对面的一间复印店里，正在扫描图片的我，被四个不亮明证件身份的男人限制了人身自由。

这四个人其中一个自称是金牛区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在他并未出示工作证件的情况下，他要查看我的证件，被我拒绝了。我的逻辑是，在造假遍地的时代，他们为何不出示自己的证件却要看我的证件呢？

我告诉他们，想看我的证件，可以，但他们必须先出示能证明自己身份的工作证抑或其他证件。

       让人失望和震惊的是，这四人非但没有出示自己的证件，反而逼迫我交出证件，不交出，就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将把我控制在复印店内，不允许走出店门一步——四人牢牢站在复印小店门口，堵塞通道，不让其他顾客进来，也不让我出去。

僵持过程中，老板娘多次请求四人不要阻挡她做生意，结果，四人不管不问，继续他们无理和违法的行径!

       其间，我两次试图冲出去，均都被这四个不亮明证件的人暴力阻拦，想拍照留存证据，也被暴力制止。为避免发生流血冲突，我告知四人：你们这样限制我人身自由，是违法的，我要报警！

      一人回答，随便你报好了！

      报警后几分钟，有三个穿便衣的人赶到，其中一人告知我说：我就是警察，跟我走吧！为安全起见，我让此人亮明身份，结果，此人出示了金牛区公安分局的警官证。

      我拒绝与此人一起离去。因为，我报警地是在成都市新都区，为何金牛区公安分局的人迅速感到，而且还穿着便衣？

      我感到了恐惧，随即掏出手机向《南方都市报》记者等人求援，请其在成都市区再拨打110帮我报警。

      在我正要被金牛区那位便衣警官拉走时，新都区三河镇派出所的警察赶来，将我和那四个不出示自己证件的人带至三河镇派出所，奇怪的是，那个三个穿便衣的金牛区警察神秘消失了。

      在三河镇派出所，经过长达四个多小时的等待，直到六点钟左右，在金牛区宣传部外宣办主任袁代树和新都区外宣办杨主任以及新都区公安分局法制科科长等人多次催促下，那一直不愿亮明身份的四人，才极不情愿地告知我他们的名字和单位。

      现在，三河镇派出所给我的说法是，事情太小，不予立案，如果我想寻求解决途径，自行到这四人的上级单位去！

      我感到受到了伤害，原来报警也没有一个说法！

      于是，我想到你李春城书记，想向你反映情况，我的判断是，在成都市，你的话，他们应该还是听的吧。

      我的疑问大致如下：

一、          作为区政府的公务人员，金牛区宣传部的四个人拒不出示自己的工作证件，却要查看别人的证件，这是否合理？

二、          在对方拒不出示证件的情况下，他们四人仗着人多，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这是否合法？                                                                

三、          四人均声称是为了配合金牛警方维护地方稳定而进行媒体管理，那么，媒体管理是否就意味着看到媒体模样的人就上前去强制查看证件？而且还特地开车跑到了别的辖区。

四、          四人均声称他们是在执行公务，我想知道的是，金牛区宣传部给他们分派了什么任务，让他们来限制人身自由？

五、          四人在接受派出所询问以及金牛区宣传部其他工作人员都称，现在，金牛区维护稳定很重要，我想问李书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六、          在三河镇派出所，前去解决问题的成都市委宣传部外办副处长程陈，不问我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反      而一再追问我的身份，认为记者身份难以确定，我想问的是，即便我不是记者，他们不出示自己证件就想查我证件，这应该吗？另外，作为一名处级干部，程陈先生如果代表成都市一些干部水平的话，我为成都的发展感到深深担忧！

      李书记，本来，作为一个对成都充满好感的年轻人，作为一个致力于追求真相的职业记者，我脑海中充满了对成都的好感，那里，有着诱人的美味，有青城山和都江堰等无敌美景，还有经历了地震磨难的人民。

      但是，身在成都的我，现在却感到了恐惧和屈辱，为我的人身安全，也为我的人格尊严，更为了每一个像我一样的普通公民。

      有人说，这事很小，不必要争了。是的，事情确实很小，他们只限制了我人身自由没多长时间，但是，我想说的是，作为一名现代公民，人格的尊严和人身的自由，是人生命的另一种表现，公务人员假公务之名哪怕限制我们一分钟乃至一秒钟的自由，都是犯罪！

      现在，将限制我人身自由的四个人列出来，这四个没看过证件的人名字，是我在三河镇派出所经过几个小时的争取和努力，才得到的结果，真让人感慨！

      他们是：金牛区委宣传部办公室  杰敏

        金牛区文联常务副主席 刘汉科

        金牛区新闻中心  李 力

        金牛区新闻中心  郑介平  （注：这是他们自己写的名字，我未核实）

      期望李书记治下的成都越来越安全和自由，公务人员不在假公务之名限制他人自由，人民没我这样的恐惧和屈辱，谢谢！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陈磊

最佳改编歌曲：《吕志毅》

改编自冯小刚贺岁片《手机》主题歌 《牛三斤》

原作词 冯小刚

原作曲 子曰乐队

原词： 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让问一问，今年过年你回家吗？

改编版：吕志毅，吕志毅，你的小弟弟叫吕志平。吕志平，让问一问，他还是你的小弟弟吗？

并有粤语版。收听请点这里

另附《  一首金曲和它背后的故事》

广州《新快报》记者致电吕志毅（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原环卫局局长，垃圾焚烧项目的积极支持者）

      　记者：吕(副)秘书长，今天很多人接到短信说你和垃圾焚烧利益集团存在密切关联？
　　
　　　　吕志毅：嗨，这个是胡说八道，我早就知道了。这样吧，这个事情以后再说吧，好不好？
　　
　　　　记者：就是这个消息是假的？
　　
　　　　吕志毅：以后再跟你讲吧，好不好？再见。
　　
　　　　这则报道昨日被各网站广泛传载，央视昨晚已报道此事。广州本地有网站更是将该新闻置于头条。
　　
　　　　昨日上午10时30分许，本报记者拨通吕志毅办公室电话，表示希望对该情况进行核证。
　　
　　　　吕志毅说：“现在不想说这事，今后再说！”随后挂断了电话。

《南方都市报》记者致广日集团（这家生产电梯的公司获得了广州垃圾焚烧25年特许经营权）
             记者“请找吕志平。”
　　
　　　　接线员：“他出差了。你是哪里？你找他什么事？”
　　
　　　　记者：“我是南方都市报记者。请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网上有些传言，想找他核实一下。”
　　
　　　　接线员：“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
　　
　　　　记者：“你刚才还说他出差去了。请问他在公司里担任什么职务？”
　　
　　　　接线员：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

《新快报》记者再次致电吕志毅      

记者：吕秘书长吗？
　　
　　吕志毅：啊，对。
　　
　　记者：我是新快报的记者。
　　
　　吕志毅：哦，什么事？
　　
　　记者：前几天不是说垃圾焚烧厂背后那个利益链和您的家属有关系吗？
　　
　　吕志毅：我不采访这个事情！
　　
　　记者：啊……
　　
　　吕志毅：我不采访这个事！

朝鲜战争本质上是朝鲜的民族统一战争。59年前，这场战争导致100多万人死亡，包括二十多万外国军人，但朝鲜并没有统一。从法律的角度看，时至今日，朝鲜半岛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尽管中国早就宣布自己取得了胜利。

美国的干涉出乎莫斯科和平壤的意料，不然就不能理解朝鲜人民军为何没有相关的战术安排，而被美国一击而中。

即使对筹划过一旦出兵可能导致美国对中国宣战的毛泽东来说，联合国军的登陆也是需要重新估量的因素。因为出兵计划开始遭到其他人的反对。

那么，10月3日到10月19日这段时间里又发生了什么？只过了半个月时间，北京对战争的态度再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逆转，他们放弃了3号的犹疑态度，决定出兵。中共和民主党派联合发表的声明强调朝鲜半岛对中国的战略价值，说因为“唇亡而齿寒，户破而堂危”，中国不得不参战。但毛泽东如何说服党内高级干部就不得而知了。

这一回轮到麦克阿瑟和美国总统杜鲁门感到意外。1950年11月27日，中国军队与美军发生了第一次战斗，没有防备的美军损失惨重。但这只是一系列残酷战斗的开始。中国的战史记载了中国和联合国军之间的五次战役，从1950年底持续到1951年4月。疲惫和后勤供应不足的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失利，联合国军和南朝军队开始反攻，战事重新进入三八线以北地区。

到1951年7月，大规模运动战基本结束了。战场上的惨重损失为漫长的谈判铺平了道路，此后虽然不乏上甘岭战役一类的残酷的小范围战事，但战线基本在北纬三十八度线左右胶着。战斗的目的变成了争取谈判优势。两年后，国内政治对战争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极限。中国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和接替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在三八线附近的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议。

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联为斯大林祝寿，同时进行的是中苏关系的谈判。对已经确定了“一边倒”战略的中国来说，与苏联结成同盟势在必然，但主动权却掌握在斯大林手上。

第一次出国的毛泽东放下百废待举的国事，在莫斯科等了两个半月时间，中国与苏联才签订了同盟条约。条约的签订意味着苏联抛弃了雅尔塔协定，中国“一边倒”的战略从构想变成现实。苏联承诺给中国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援助，以帮助中国完成工业化。

中苏同盟不光是改变了亚洲的政治格局。二战之后，欧洲成了人类意识形态和制度竞争的最前线，作为冷战的领头羊，美苏分别向欧洲盟友倾注了大量的援助。亚洲不是美国，也不是苏联的战略中心。在中国内战的过程中，美国对国民党的态度和苏联对共产党的态度，已经能够看出他们在亚洲的战略目标是保持收缩和均衡。到了1949年，斯大林还认为，与国民党划江而治是中共所能取得的最好结局，而美国在对国民党的失败深感失望之余，决定将台湾和朝鲜半岛排斥在防御范围之外（1950年1月5日杜鲁门的讲话）。

马歇尔计划让斯大林在欧洲倍感压力。在位于东德境内的柏林，苏联中断对西柏林的物资供应，想让这块资本主义在东德的飞地就范，反而招来了英美法对西柏林的戏剧性的空中援助。封锁政策最终失效，显示出莫斯科的实力不足以支撑柏林的对抗游戏，斯大林不得不采取守势。然而，中共在1949年10月出人意料地取得了成功，给了斯大林重新考虑亚洲和世界格局的机会。

在抛弃雅尔塔体系与中国结盟之后，斯大林把中国竖为亚洲革命的样板，希望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共产党模仿中共的武装革命路线，骚扰英美的亚洲基地。他同时表示了对金日成的支持。北朝鲜完成战争动员后，斯大林决定放手一搏，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至少是部分吸引到亚洲来。

斯大林的底线是，苏联不会拖入对美国的战争。这个战略取得了成功。

另一个赢家是国民党。尽管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如期而来，但国民党避免被“赶进太平洋”的命运。渔翁之利同样落到了日本头上。战争订单让日本有机会扫清了二战留下了残垣断壁，“日本制造”还没有像后来那样传奇，但传奇是这个时候开始的——战争中，美国最负盛名的摄影记者大卫·道格拉斯·邓肯坚持认为，徕卡的机身加上尼康的镜头才能拍出最精采的照片。

你信吗？邓肯并没有收尼康公司的广告费，但很多摄影记者相信他，因为战争是最好的广告。

苏联根据同盟条约对中国的援助，是从朝鲜战争开始的。据沈志华教授计算，19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主要属于军事贷款，占贷款总额的92％，其中一半以上用于朝鲜战争。

值得顺便提上一句，苏联解体之后，党国与国际共运资料流落民间，包括沈志华教授在内，世界上许多历史学者和研究机构曾经前往俄罗斯，购买了相当分量的原始材料。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收购行动为解开诸多历史之谜提供了可能，可以为这个原理作证。

朝鲜战争本质上是朝鲜的民族统一战争。59年前，这场战争导致100多万人死亡，包括二十多万外国军人，但朝鲜并没有统一。从法律的角度看，时至今日，朝鲜半岛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尽管中国早就宣布自己取得了胜利。

吕志毅同志曾任广州市环卫局局长，是垃圾焚烧事业的热情和主要的支持者。广州的垃圾焚烧是一笔价值100多个亿的生意，交给了一个从来没有垃圾处理经验和技术的电梯生产商广日集团（特许经营），这笔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交易背后有一个简单的理由，那就是，广日集团物流公司的总经理是吕志毅同志的亲弟弟吕志平。

另有尚有待进一步证实的消息，广日集团接到广州市政府的百亿大单之后，违规与广州市环卫局成立一家公司，共同投资垃圾焚烧事业。吕志毅同志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是这家新公司的员工。

南方报业集体发力，看看

【追问广日】

12月04日 原环卫局副局长座驾借广日集团的 吕志毅表示不知情

12月04日 广日集团：“目前并非对外发布任何信息的适当时机”

12月04日 调查：做电梯的广日集团如何进军垃圾处理产业的？

12月04日 再调查：广日集团又是如何取得垃圾特许经营权？

12月04日 广日合作企业是IT企业，无垃圾焚烧发电处理技术和经验

陈扬再言 鸟叫声声捅破天 官方绝对强硬 媒体文绉绉 网友呢喃

12月03日 公司网上“吕志平”消失 网友：吕副秘书长不妨坦言真相

南都社论 解吕志毅家人之谜 澄清利益输送的疑云需要决策透明

街坊陈扬 道道胡说八道 若然，当事人一句话就可以撇清了

11月27日 广日集团投资花都垃圾焚烧发电厂 下月将二次环评公示

11月23日 9.7亿引进技术 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利润巨大

11月23日 垃圾处理权卖给广日电梯 料每年获补贴6亿余元

11月11日 垃圾“风暴”背后的利益格局 政府决策强力推进

【质疑专家】

南方周末 专家、说客还是商人？垃圾“主烧派”，你为谁做主？

11月05日 焚烧派专家回应网友：不能说垃圾没分类就不能烧

11月03日 网友质疑专家身份：请的美国专家做垃圾焚烧生意

街坊陈扬 专家都有利益背景，奋不顾身，还奋不顾自己的身影

【新闻动态】

11月26日 央视《新闻1+1》关注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

11月26日 专家赵章元：焚烧是夕阳产业，只会产生更多污染物

11月11日 垃圾“风暴”背后的利益格局 政府决策强力推进

11月05日 番禺建垃圾发电厂民意调查报告出炉 97.1%居民反对

深度报道 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大石始末中国垃圾焚烧排放起底

10月31日 市政园林局公布环评单位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官方态度】

12月01日 省环保厅厅长：番禺垃圾发电厂要开公众听证会

11月27日 苏泽群：不要硬来，要发动群众推荐可供选择的方案

11月25日 番禺区政府：或对垃圾焚烧项目去留进行全区公投

11月24日 苏泽群：若大多数市民反对 该项目不会动工

11月24日 广州市城管委：选址正确与否还需再论证

11月24日 番禺区府发倡议 创建垃圾处理文明区 | 全区大讨论

11月23日 市政府副秘书长：推行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坚定不移

11月23日 市政府：不是每个区都建 但花都增城从化垃圾也要自己处理

11月09日 副市长：番禺垃圾只能就地处理 焚烧厂选址听民意

11月08日 城管委：番禺垃圾厂正在推进 李坑垃圾厂国际先进

11月05日 广州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了

【各方说法】

评论员刘柠 以日本为鉴：不践行垃圾分类的行为是可耻的

番禺一居民 华南板块居民看法：番禺垃圾之忧，不在番禺

读者：陈敏 回应：补贴垃圾焚烧，还是补贴垃圾分类？

专家：彭澎 番禺为何容不下垃圾发电厂？

专家：马军 走出垃圾焚烧厂选址的困局 从末端治理转向前端减量

南方都市报 垃圾焚烧，依法推进绕不开民意这一环

南方都市报 决策充分容纳民意，施政僵局始能打破

主持人陈扬 专家都有利益背景，奋不顾身，还奋不顾自己的身影

南都一读者 看大局 莫让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成历史败笔

专家王则楚 首先要做好垃圾的分类回收利用，以减少垃圾

【网友互动】

在线调查 如全区公投是否建焚烧厂你将投什么票？已有16790人投票

问卷调查 垃圾分类可行性问卷调查 截至11月29日已有1562参与

政府说她暴力抗法，具体做法是将一桶汽油浇在自己身上，用打火机点燃自己，把自己烧死了。

       漫画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憨豆型，看了和被人咯吱差不多，很疯狂；一种是周星驰型，冷不丁笑一下就崩溃了；还有一种很老实，画得不错，但是没有幽默感，就象郭德纲说相声。

网络四大铁就是憨豆型

这是美国人讽刺内贾德的，郭德纲型。说实话，我瞟过一眼黄晓明演的韦小宝，也给我这种感觉。

上品是这样的。其实黄晓明根本不应该去演韦小宝，听说他还要去演唐伯虎……算了，祝他好运。